二战期间，一个日本人砍下一个澳洲男人的脑袋，结果，就因为这张照片，近20万日本人被枪杀，这个男人是谁？ 走进堪培拉的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在那庄严肃穆的展厅深处，总有人群在一张黑白照片前死一般的寂静。 那画面太过惊心动魄：在新几内亚的艾塔佩海滩，27岁的无线电中士莱恩·西弗里特双膝跪在泥沼中，眼部被厚布蒙死，双手反绑于后。而在他身侧，日军军官安野周夫手中的军刀高高扬起，寒光即将切断那个年轻颈项的最后一丝生机。 这不是一张普通的战地抓拍，而是日军当时为了炫耀所谓“武士道”战功的特意留影。1943年10月，由于被当地为了赏金的土著出卖，身属“M”特种部队的西弗里特落入敌手。在经历了整整两周的水刑、毒打与饥饿后，这个倔强的澳洲年轻人至死没有吐露半个字情报。 这本该是桩被热带雨林烂泥彻底掩埋的暴行，没人会再知晓。可到了 1944 年 4 月，美军在清理一名日军少佐遗体时，却从对方口袋里意外翻出了一张被小心珍藏的照片，让真相有了浮出水面的契机。 这张照片飘洋过海登上《生活》杂志的那一刻，整个澳大利亚被彻底引爆了。它不再是一个士兵的死亡记录，而成了点燃全澳洲怒火的导火索。因为在这一刀挥下的背后，累积的是太久的血债。 要知道，当时澳大利亚全国人口不过七百万，却有从近六十万青壮年奔赴战场。然而日军对这些战俘的摧残，早就突破了人类底线。 在臭名昭著的泰缅边境，日军逼迫六万多盟军战俘修建“死亡铁路”，每铺设一公里铁轨，就要填进去六条澳洲战俘的性命。2650名澳洲军人被活活累死、病死在那条蚊虫肆虐的绝路上。 更令人发指的发生在安汶岛。1942年的“拉哈大屠杀”中，负责守卫机场的三百多名澳军在弹尽粮绝后选择投降，本以为能换来战俘待遇，结果却被分成四批带到丛林深处。刺刀捅穿胸膛，军刀砍下头颅，棍棒打碎颅骨，全员被屠戮殆尽，甚至连万人坑都是直到1945年才凭着累累白骨被确认。 还有山打根战俘营的“死亡行军”，两千多名战俘被逼在热带丛林徒步几百公里，虚弱倒地者即刻被刺死，最后活下来的竟只有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六个人。 当西弗里特即将受刑的照片把这些零散的暴行具象化后，复仇就不再是一个口号，而变成了极其冷酷的战略执行。 战场选在了新几内亚，这里成了20万日本侵略军的天然坟场。此时的麦克阿瑟将军祭出了“蛙跳战术”，而在此协助作战的澳军则执行了最无情的“填空策略”：切断一切日军的补给线，把日军压缩在每一寸被炮火覆盖的死地。 澳军不需要冲锋陷阵去拼刺刀，他们利用热带雨林的潮湿、细菌和饥饿作为武器。 那是一场不对称的屠杀。被困死在防空洞里的日军，皮肤因潮湿生满青苔和烂疮，没有抗生素，轻微的擦伤都会演变成致死的感染。 最可怕的是饥饿，补给全断的绝境下，这支曾经不可一世的军队开始像野兽一样互噬。直到1944年底，日军第十八军司令部不得不发出那份惊世骇俗的布告——严禁食用战友尸体。 这是对西弗里特之死的血腥回应：登岛的20万日军，最后只有百分之五活着离开，近十九万人丧命，其中绝大多数并非死于枪弹，而是死于澳军布下的这个“饥饿囚笼”。那种刻骨铭心的仇恨，让澳军在面对这群从不讲日内瓦公约的对手时，收起了最后一丝怜悯。 即使战争结束，清算也没有停止。澳大利亚是唯一一个在战后审判中坚持要把日本天皇列入战犯名单的国家。他们递出的名单里，足足列了 100 名甲级战犯，这个数量直接超过了美英两国统计的总和。在那场大审判中，140名日本军官被澳方送上了绞刑架，数量位居盟军之首。 那个下令处死西弗里特的海军中将镰田道章，1947年在印尼被绞死；虽然亲手挥刀的安野周夫在战败前已死，但他的罪证随着那张照片被永久钉在了耻辱柱上。 在战争纪念馆的无名烈士墓碑上，刻着“我们不会忘记”几个字。这从来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感叹，而是用近二十万侵略者的尸骨和战犯的绞索，给历史留下的一道不可磨灭的注脚——面对极致的暴行，唯有雷霆万钧的反击，才是对正义最庄重的捍卫。 参考信息：黑暗一页——记遭日军残害的澳大利亚战俘——新华网 二战中日军最惨的一战：20万日军几近全灭——界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