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叫张丕烈的船长，在台湾当大副时给大陆送情报。他船上的密室藏在天花板夹层，装着药水和密码本。朱枫被抓那天，他在基隆港听到宪兵聊天立马警觉，趁船员吃饭把证据全扔海里了。 1950年的基隆港，白色恐怖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笼罩着每一艘进出的船只。张丕烈站在“海辰”号的甲板上，望着码头上来回巡逻的宪兵，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口袋里那把磨得发亮的螺丝刀——这是他修船时常用的工具，此刻却像个随时会引爆的雷。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在货轮上干了三十年的老海员，早在抗战时就曾亲手沉船阻塞水道，看着日军军舰在浑浊的江水里动弹不得。那时他以为赶走侵略者就能迎来光明，直到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让山河依旧破碎，他才悄悄加入了为大陆传递情报的行列。 他的秘密据点藏在卧室天花板夹层，一块松动的木板后，仅能塞进两个铁盒。里面装着用洋葱汁和氯化钴调的密写药水，写情报时会散发出辛辣气味，每次用都得憋着气；还有本密码本，封面上沾着他去年修船时蹭的机油，像块洗不掉的胎记。 改变发生在1950年2月18日。那天张丕烈在基隆港码头抽烟，听见两个宪兵靠在集装箱上闲聊：“朱枫那娘们抓着了，听说供出个姓吴的将军，还有条船上的大副……” 他心里咯噔一下——朱枫，那个浙江来的女情报员，上个月刚通过他的船送过一份标着驻军番号的地图。 船员们都去餐厅吃午饭了，走廊里只剩金属餐具碰撞的叮当声。张丕烈快步跑回卧室，搬来备用梯子架在床尾，踮脚够到天花板，木板发出轻微的“吱呀”声。他掏出铁盒，用黑布裹紧，又从工具箱翻出一截生锈的船锚螺栓绑在上面——这重量，足够让它沉到海底淤泥里。 船尾的海风带着咸味刮在脸上，他左右扫了一眼，码头工人正忙着装卸货物，没人注意这个站在栏杆边的大副。他深吸一口气，手臂向后一摆，再猛地向前甩去，黑色包裹划过一道弧线，“噗通”一声扎进深蓝色的海水，连个涟漪都没留下多久。 刚回到驾驶室，就听见甲板上传来皮靴声，一队宪兵荷枪实弹地登船，“例行检查！所有人不许动！” 他们把货舱翻得底朝天，用枪托敲遍每个角落，连天花板都没放过，张丕烈站在一旁递烟，手却悄悄按住口袋里那把没来得及收的螺丝刀——要是被发现，这就是“凶器”。 宪兵队长骂骂咧咧地走了，说“妈的，又是空的”。张丕烈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码头拐角，才发现后背的汗已经把衬衫黏在皮肤上，像一张湿纸。他以为这是结束，没想到只是开始。 1950年3月，他联络了“海辰”号上几个信得过的船员，打算把船开到青岛解放区。夜里在船舱开会时，他用粉笔在甲板上画航线，月光照在他脸上，能看见眼角的皱纹里还沾着白天修机器的油污。 谁也没提防那个平时沉默寡言的大厨王萌。因为前几天张丕烈批评他菜里盐放多了，王萌怀恨在心，偷偷跑去宪兵队告了密。3月22日凌晨，宪兵包围了“海辰”号，张丕烈刚穿上衣服就被按住，冰冷的手铐铐在手腕上，像咬人的铁环。 刑讯室里，鞭子抽在身上像火烧，他咬着牙没说一个字。1950年7月11日，台北马场町刑场，枪响的时候，他想起1937年沉船阻塞水道时，也是这样的枪声，只是那时是打日本人，现在是打自己人。他倒下时，52岁。 而朱枫，那个变卖家产投身救亡的女性，早在同年6月10日就倒在了同一个刑场，45岁。他们没见过最后一面，却用同样的姿势，倒在了奔向黎明的路上。 如今基隆港的海水依旧深蓝，只是没人知道，七十多年前有个大副在这里扔过一个黑色包裹，里面装着药水、密码本，和一个没说出口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