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副官拿着戴的名片，来到军统侦缉队。说是戴院长客厅的一个古瓷被人偷走了，要军统马上派人去把这个案子破了。沈醉便派两个老侦缉队员和副官一起回去。谁知道这两人回来却对沈醉说，可能是家贼所为，或者是那个副官故意捣的鬼。沈醉便觉得这有点难办，真是家贼所为，那不是掉戴季陶的面子吗。 说起这事，得从国民党那会儿的重庆说起。那时候军统侦缉队在磁器口一带，负责破案其实就是个幌子，真正干的是监视和抓人。沈醉当时是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手下管着重庆的侦缉队，他年纪轻轻就爬到这个位子，全靠戴笠赏识。戴笠是军统老大，沈醉从18岁进复兴社特务处开始，就跟着干，办过不少脏活累活，28岁就当上少将。戴季陶呢，是国民党元老，早年跟孙中山混过，字传贤，原籍浙江湖州，生在四川广汉，当过考试院院长，地位高得蒋介石都得给他几分面子。他家在歌乐山那块，收藏古董瓷器是出了名的爱好。 那天副官来侦缉队，拿着戴季陶的名片，直奔沈醉办公室。名片上印着私章，副官说戴院长客厅里一尊古瓷丢了，非得军统派人去查，限时破案。沈醉一看名片，赶紧派了两个老手下带队，跟副官一块去戴宅。两人去了戴家转了一圈，回来就跟沈醉汇报：瓷器压根没出宅子，痕迹全指向家里人干的，八成是副官自己捣鬼想捞一笔。沈醉一听，头就大了。要是真查出是戴家佣人偷的，那不等于当众扇戴季陶耳光？戴季陶那人，表面儒雅，骨子里傲气十足，丢这脸他能咽下？再说军统那会儿正忙着争警察系统地盘，戴季陶后台硬，树这个敌不值当。 沈醉搁那儿抽烟琢磨了好几天。军统内部那时候乱哄哄的，戴笠刚死于1946年3月飞机坠毁，毛人凤接班，沈醉被挤到边上，派去云南前还得在重庆多拉点关系。这瓷器案子小事一桩，可牵扯戴季陶，就得小心。副官过两天又来催，沈醉让那两个手下再去一趟，直接跟副官摊牌：要是你想借机敲竹杠，拿点钱走人得了。结果副官二话不说就收了，案子就这么黄了。沈醉后来在回忆录里提过，这种事在重庆司空见惯，好多副官仆人仗着主子名头，到军统这儿报假案，捞点油水就跑。军统经费本来就黑，破案也得花钱，这帮人钻空子太容易。 这案子搁那儿，几个月后戴笠叫沈醉去戴季陶家求字。沈醉顺嘴提了提瓷器，戴季陶当场否认，说客厅那瓶子从没丢过，还叫副官来对质。副官支支吾吾，说早上好像不见，中午又回来了。戴季陶没深究，但沈醉一看就知道，手下判断没错，纯属副官小聪明。戴季陶那人，早年留学日本，办过报纸，当过国民党宣传部长，反共文章写得一套一套的，可私下里家务事也乱七八糟。他家仆人多，管不住正常，这副官估计是见军统好欺负，才敢下手。 要说这事根儿上，还得扯到国民党情报系统的烂摊子。军统从1932年戴笠办特务训练班开始，就爱插手警察局，戴笠跟李士珍争了十几年地盘。李士珍是黄埔二期，日本留学回来的，管中央警官学校，戴笠是六期生，靠特务本事爬上来。抗战胜利后，戴笠想当警察总监，李士珍不干，戴季陶帮李士珍说话，蒋介石听了计划，戴笠急眼了，飞重庆途中飞机撞山死了。沈醉那时候正帮戴笠办事，戴死后军统散沙一盘，好多小案子都成鸡肋。这瓷器案就是个缩影，表面破案，里头全是人情世故。 戴季陶这人，履历复杂得像部小说。1891年生在广汉，高祖戴敏勤从湖州迁川开碗铺，他爸戴小轩行医。1905年东渡日本，读师范和法科，1909年回国办自治研究所，1910年进同盟会，当《天铎报》主笔，被清廷通缉，又跑日本。辛亥后跟孙中山，办《民权报》，二次革命失败去日本编《民国杂志》。五四时跟陈独秀混，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他参加了头两次会，但孙中山一骂，他就退了。1920年搞证券交易所，跟蒋介石合股赚了笔钱，1922年投江自杀被救。1924年国民党改组，当宣传部长，孙死后反共，写《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成蒋清党理论武器。黄埔第一任政治部主任，推动党化。北伐后当考试院院长，37岁就上位，干了20年。抗战迁渝，继续管考试，还率奥运团去德国。西安事变后，他主战张杨，被宋美龄说服才和。国民党南迁广州，1949年2月11日吃安眠药自杀，蒋日记写“传贤弃我而去”。他遗嘱要棺材运回湖州戴山，可战火封路，就地了事。湖州人说他不认根，广汉档案说他梦向东，户籍拉锯一辈子，到死也没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