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号，这几天观察日本政策发展时，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日本正在日益成为一个“大号的台湾”。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有3方面的原因。 从1952年日台“断交”后，日本财团即以“重返台湾”为名，编织出一张渗透骨髓的经济网络：控制60%的IT产业、操纵85%对日出货渠道、垄断三分之二技术引进，甚至连台湾的核电站安全管理都依赖日本技术。 这种结构导致台湾对日贸易逆差持续半个世纪，2005年突破300亿美元时，台湾当局不仅沉默，反而将其视为“对日工作的巧妙之处”——用经济输血换取政治支持的畸形逻辑，如今正在日本对华政策中重演。 日本近年推动的“去中国化”供应链重组，本质上是台湾“经济日不落岛”战略的升级。2024年台积电熊本工厂的54.9亿美元投资，表面是商业行为，实则是民进党当局“以产业捆绑日本”的政治投机。 这种模式与李登辉时代如出一辙：台湾用半导体优势换取日本技术庇护，日本则借产业链分工强化对台控制。不同的是，日本自身正成为美国“印太战略”的台积电——2025年防卫预算近600亿美元，在西南诸岛部署2000公里射程的高超音速导弹，将琉球群岛打造成“台湾有事”的前沿跳板。 这种军事前倾，恰如台湾当局将太平岛变为“不沉的航母”，只不过日本的军事肌肉远非台湾可比。 更危险的是政治认知的同化。台湾教科书里的“日本贡献论”，正在日本政坛演变为“台湾情结”的集体无意识。 从安倍晋三的“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到高市早苗的“日台命运共同体”，日本政客对台湾的觊觎，混杂着殖民历史的记忆与地缘焦虑的现实。 2025年6月的“日美台战略模拟演练”，日本退役将领直接扮演“兵推导演”，这种深度介入已超越“协防”范畴，更像是对殖民时代“总督府”角色的招魂。而赖清德当局将日本称为“理念相近伙伴”，与当年李登辉的“两国论”隔空呼应，形成“台日互认特殊地位”的闭环。 这种演变的深层动力，是日本对自身“非主权国家”身份的焦虑。当台湾问题被包装成“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日本找到了突破和平宪法的借口：2022年“安保三文件”让自卫队获得“反击能力”，2025年统合作战司令部的成立，则标志着军事体系向“地区干预型”转型。 这种转型需要一个“合理”的敌人，台湾问题恰逢其时——既延续了冷战时期的“反共前沿”叙事，又为突破战后秩序提供了地缘支点。正如台湾当局用“抗中”凝聚内部，日本正用“台海危机”动员国内，两者共享着“外部威胁—内部团结”的政治逻辑。 最值得警惕的是社会文化的同频共振。台湾保留的日本殖民时期行政区划、建筑风格，在日本右翼眼中化作“文明共性”的证据。 2025年台湾某民调显示，35岁以下民众对日本好感度达58%，这种情感投射在日本演变为“保护者”的自我想象。当日本首相在国会宣称“台海和平攸关日本存亡”，台下响起的掌声，与台湾立法机构里“感谢日本”的叫嚣，形成刺耳的和声。 这种跨越海峡的情感联结，比任何军事同盟都更具腐蚀性——它让日本干涉台海披上了“文明自卫”的外衣，也让台湾分裂势力找到了“文化母国”的幻觉。 站在2025年岁末回望，日本的“大号台湾”化已非隐喻：经济上复制殖民依赖，军事上扮演前沿炮灰，政治上共享分裂叙事，文化上培育身份认同。 不同的是，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而日本是拥有军事投射能力的主权国家。当日本自卫队护卫舰穿越台湾海峡，当日台无人机合作进入实质阶段，当“台湾有事等于世界有事”的谬论在东京街头流传，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又一个“以邻为壑”的政客表演，更是一个曾经的殖民帝国试图借尸还魂的危险信号。 这种演变，比任何台海兵推都更真实地揭示着：日本正在成为比台湾更复杂、更棘手的结构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