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刘亚楼病逝前，叫来了小他18岁的中俄混血妻子翟云英，对她说：“我这辈子，最对不起你，我走后，你可另寻良伴！” 刘亚楼出生于福建武平一个普通农家，早年丧母，由养父母抚养长大。他从小显露出聪慧天赋，养父母砸锅卖铁供他读书，先在私塾打基础，后考入长汀省立第七中学。但家庭贫困让他很快辍学，转而到当地小学当老师。那段时间，他通过报刊接触到新思想，逐渐萌生革命意识。1926年，他开始组织当地青年团体，宣传进步理念，参与地下活动。三年后，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投身军旅，从红军普通士兵起步。通过基层历练，他逐步晋升到师长职务。在红军时期，他参与多项战斗，积累实战经验，为后来长征打下基础。他的军旅生涯从这里起步，体现了那个时代青年投身革命的普遍路径。 长征是刘亚楼军旅生涯的关键转折。他与陈光合作，率部完成强渡乌江、四渡赤水和抢占泸定桥等任务。这些行动要求部队在恶劣条件下快速机动，他负责协调前线指挥，确保部队顺利推进。抵达陕北后，他继续投入直罗镇战役和东征战役，这些战斗巩固了根据地。他随后进入抗日红军大学进修，担任训练部长和教育长，负责学员战术培训。这段学习经历让他系统掌握军事理论，为后期工作提供支撑。1939年，他被派往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正值苏德战争爆发，他化名萨沙，在苏军88旅担任联络官，亲身参与现代战争实践，观察坦克和航空作战模式。这段海外经历拓宽了他的视野，让他接触到先进军事技术。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刘亚楼随苏军进入东北，化名王松在大连协助协调苏方与地方关系。当时东北局势复杂，他帮助大连市委处理土地改革和物资分配问题，确保地方稳定。这段时间，他结识翟云英，一位中俄混血女子。翟云英出生于苏联伊万诺沃，父亲翟凤岐早年流亡俄国，参加十月革命，在红军中国团服役，娶当地女工安娜。1929年全家返回大连，翟凤岐继续革命活动，直至九一八事变后被日军杀害。翟云英在日占区长大，母亲安娜独自拉扯子女。她精通中俄双语，抗日胜利后参与大连宣传工作，揭露日军罪行。后来进入市委协助事务，展现出独立能力。 刘亚楼与翟云英的结合源于市委同志撮合。他当时35岁，曾经历三次婚姻，前两次因革命生活失败，第三次在苏联短暂结束。翟云英起初有顾虑，两人年龄相差18岁，他又是军人。但通过相处，她理解他的处境。他亲自说服安娜，使用俄语交流，最终获得同意。1947年5月1日，他们举行简单婚礼，次日他便奔赴东北野战军任参谋长。翟云英支持他的选择，体现出革命伴侣的韧性。婚后，他们聚少离多，他指挥多项战役，包括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在天津攻坚战中，他直接负责指挥，确保部队攻克要塞。这些战役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基础。 翟云英随部队北移哈尔滨，进入民主联军学校学习俄语，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怀孕期间健康出问题，刘亚楼从前线赶回，安排医疗救治。新中国成立后，刘亚楼出任空军司令员，从零起步组建空军部队。他率团赴苏联洽谈援助，建立航校，培训飞行员，推动空军现代化。翟云英转入空军医院担任内科医生，负责家庭事务。她接纳安娜和弟弟同住，并平等对待刘亚楼前妻子女，帮助抚养他们。这段婚姻生活反映出革命家庭的日常分工，他专注军务，她支撑后方。 刘亚楼长期劳累，1950年代查出肝炎，1964年转为肝癌晚期。1965年入院治疗，他意识到生命有限，最牵挂翟云英。结婚18年，他陪伴时间少，家事多由她承担。他在病榻上交代遗言，表达歉意，并允许她改嫁。她拒绝，坚持独身。他还留下三个遗愿：赡养父亲、教育子女、帮助安娜寻找苏联亲人。这些嘱托体现出他对家庭的责任感。他的病情恶化迅速，5月7日去世，享年55岁。追悼会规格高，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刘亚楼去世后，翟云英37岁开始守寡，从未改嫁。她视他为唯一丈夫，继续履行承诺。她用24年完成遗愿，先照顾刘亚楼父亲，提供日常起居，直至老人终老。然后教育子女，长子次子是前妻所生，她一视同仁，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小儿子和两个女儿由她抚养成人，他们在各自岗位任职。最复杂的是为安娜寻找苏联亲人，中苏关系一度紧张，她通过渠道联系，1989年实现团聚。那时安娜已高龄。翟云英继续在空军医院工作，退休后在北京居住。她晚年见证空军发展，如歼-20和运-20等装备入列，常感叹空军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