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哈军工院长陈赓办公室冲进一个女孩，她大声问：“凭什么不录取我，我就要上。” 屋里那位瘦削的老将军抬头，笔往桌上一放，眯眼打量她：“你谁家的孩子？” 姑娘挺了挺背：“左太北，左权的女儿。” 左权，一九零五年生在湖南平桥乡黄茅岭，穷得出了名。 家里是地道贫农，靠父亲给人打短工糊口，冬天没像样棉衣，连饱饭都难得。 18岁，他索性背起包往广州跑，先进陆军讲武学校，后转进黄埔军校。那会儿的黄埔，被叫作“中国革命的摇篮”。 个子不高，脾气犟，功课却拔尖，是教员点名的“好苗子”。 一九二五年，经同学陈赓介绍，他加入共产党，后来被派到苏联进修军事。回国后，他在红军反“围剿”作战中露了头角，指挥能力一点点磨出来。 全面抗战爆发后，先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八路军前方总部参谋长、八路军第二总队司令员。 百团大战、黄崖洞保卫战，华北几场有名的硬仗，都离不开他坐在灯下翻地图的身影。鬼子那边，听到“左权”两字，多少都有点发怵。 战火里，人还得成家。 一九三九年前后，在太行山根据地，经康克清、彭德怀夫人撮合，他和女干部刘志兰成了亲。 婚事简单，没什么排场，只多了一份彼此托付的家书。 一九四零年五月，山西长治一孔窑洞里，女婴哭得惊天动地。 三十五岁的左权，看着这唯一的女儿，整个人都软了。 夜里孩子闹，他不喊累，抱着在狭窄的屋子里一圈圈转。取名这件事，他认真得很，专门写信请彭德怀出主意。彭德怀想到她出生在太行山北段，又想到这片战场，就回信建议叫“太北”，记着山，记着仗。 同年八月，枪炮声逼到山脚，党中央决定把妇女儿童从太行转到延安。 刘志兰抱着几个月大的女儿上路，回头看了一眼山梁，从此夫妻母女聚少离多，全靠信牵着。 信里有句后来被反复提起的话：“远隔千里，身处敌后，确是爱莫能助。恳切地希望你为我及北北珍重自己的身体及自己的一切。” 一九四二年春，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大扫荡”。五月二十五日，敌人大举压上来，总部准备转移，左权自告奋勇留下断后。山谷里飞机轰鸣，炮弹在山坡间乱蹿，掩护部队突围时，一发炮弹正好落在他身边，这位三十七岁的将领当场牺牲。 噩耗传到延安时，只差两天就是左太北两岁生日。 院子里，阳光照在母女身上，刘志兰正抱着孩子晒太阳，嘴里念叨“打完这仗，他该回来看一眼”。 听到“牺牲”二字，她整个人像被冷水泼透，下意识说“以前也传过，后来都是假的”，看到报信人的神情，才扶着墙没让自己瘫坐下去，抱紧大哭的女儿，一起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左权牺牲后，中央几位领导轮番探望，组织上也格外照顾这对烈士遗孤。 彭德怀看着这个早早没了父亲的孩子，心里拧着，干脆把左太北接到自己家，待她像亲闺女。 家里多了个瘦小的姑娘，最爱听他讲长征、讲百团大战，听到睡眼朦胧也不肯回屋。父亲的脸看不清，她就在这些故事里拼出一个形象：会打仗，讲义气，不怕死。 学校里，她成绩一直靠前，老师看重，同学知道她的来历，多多少少带着点敬意。 一九五三年，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筹建并正式办学，陈赓挂帅当院长。 哈军工在当时算得上最硬的军事院校，规矩也硬，他早放过话：谁家的孩子都一样，考试不过关不行，政审不过关更不行。 一九六零年高考，左太北的成绩高出哈军工分数线不少，老师心里有数，家里也忙着为去哈尔滨做准备。等来等去，别人的录取通知书都到了，她那封迟迟不见影。电话打过去，招生部门只回一句“政审没通过”。 问题出在一张政审表。 直系亲属一栏，她老老实实写上一个从没见过面的名字：左棠，左权的亲二哥。 当年也去过广州，后来进了国民党部队，战败后随队去了台湾。 材料往上送，审批的人只看到“亲属在台湾的国民党旧人”，于是盖下一个“不合格”。对制度来说，这是一次机械审核；对她来说，是堂堂烈士之女被挡在军校门外。 她在家里憋了几天，觉得再这么耗着不是办法，才咬牙跑去灵境胡同，敲开陈赓的门。 那天在院长面前，她把高考、政审的来龙去脉讲清，最后一句话憋得发紧：“不是想走后门，只想知道，错在哪。” 屋里安静了片刻，老将军抬手拍了一下桌子：“胡闹！烈士的女儿，政审怎么会不过？老左的女儿，政审怎么会不过？” 等气消了一些，他让人把材料调来，一条条核对。 弄明白是“二伯”的问题后，他看着眼前的姑娘，说了一句带点心疼的话：“你这孩子，跟你父亲一样实诚。这样一个远在台湾、从没见过面的亲戚，不该挡你路。”随即当场表态，用自己名声担保：“左权的女儿，政治上绝对没问题。” 几天之后，哈军工的录取通知书终于送到家门口。 毕业后，她进入国防系统，去了航天、导弹这些不挂姓名的岗位，把一辈子都扎在那堆图纸数据里。 工资不算高，她却常拿出一部分支援太行老区建设，修路、办学，自己家里一直简单得很。 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七十九岁的左太北在北京安静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