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不其然。越南媒体突然报道了：受中日关系紧张等因素影响，在日本的越南务工群体因为中国游客减少，正在经历解雇和减薪潮。   中国游客对日本经济的渗透远超想象，日本观光厅数据显示，中国游客虽仅占日本入境游客的16.4%，却贡献了近三成的消费总额，人均消费达24万日元，是欧美游客的1.6倍。   东京银座的奢侈品店、大阪心斋桥的药妆铺、京都清水寺的伴手礼摊，这些曾被中文标签和支付宝二维码覆盖的商业据点，如今因游客锐减而门可罗雀。   “以前店里挤满说中文的顾客，加班成常态，如今客人寥寥，工时被砍半，”在东京免税店工作两年的越南姑娘阿蓉，道出了无数同乡的困境。   更残酷的是，这些岗位的存续完全依赖中国游客的消费：越南劳工的工资结构中，提成部分直接与中国游客的购物金额挂钩。   当银座的SK-II专柜从日销50盒跌至50天难卖一盒，老板娘只能站在卷边的中文欢迎海报前发呆，这张海报，此刻更像一张投降的白旗。   在这场危机中，越南劳工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他们中62%集中在餐饮、旅馆、零售等服务业，而这些行业正是依赖中国游客消费的核心领域。   更致命的是，他们大多持“特定技能1号”签证，本质是“临时工签”，最长停留5年且不得携带家属，68%为非正式员工，没有稳定合同。   “解雇越南员工比和本地兼职谈条件容易得多，他们不敢投诉，怕签证出问题，”东京新宿居酒屋老板的坦言，揭开了日本服务业的隐性规则。   2024年，越南籍“失踪研修生”占总数56%，多数因欠薪逃亡，而今，失业潮让更多人面临非法滞留风险。   在埼玉县合租屋内，六个刚失业的越南青年挤在13平米的房间里，白天四处找零工，晚上分食一盒凉透的饭团，这盒饭团的价格，比他们每小时850日元的时薪还要昂贵。   2024年，越南劳工占日本外劳总数的30%，但在旅游相关行业的占比却高达58%，这种畸形的产业布局，让日本服务业对中国游客的依赖度从2012年的28%升至38%，产业链绑定程度更深。   而当中国游客退订潮引发裁员时，日本政府一边高呼“改革外劳制度”，一边通过《育成就劳法》设置“同行业、同地域”的换岗限制，对旅游业从业者毫无实际意义。   这场危机揭示了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的残酷真相：越南劳工远赴他国填补劳动力缺口，却始终被排除在社会保障网络之外。   日本以“临时工思维”搭建产业链，妄图榨取人口红利，却拒绝承担社会保障之责，其一方面需东南亚劳工填补服务空缺，另一方面却吝于赋予他们平等权利，尽显自私与短视。   当大国博弈的涟漪扩散至东京街头，最先被掀翻的，永远是这些没有话语权的底层劳工。   越南政府的应对值得深思：一边是每年65亿至70亿美元的劳务输出汇款支撑经济，一边是积极开拓德国、加拿大等高收入市场，而日本若继续将外劳视为“经济调节阀”，在少子化与劳动力短缺的双重压力下，终将自食恶果。   全球化时代，没有哪个国家能真正独立于他者之外，当越南务工者在东京街头领取救济面包时，日本经济也失去了最基本的人道底线与可持续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