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个土匪刑满释放。 这个刚走出监狱大门的男人叫齐达榜，兜里揣着村干部给的粗粮票，准备回围场县老家赶大车谋生。 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时，他看见个扛锄头的老汉正弯腰捡柴禾，棉袄后颈沾着层薄雪。 本来想绕开走，毕竟自己这身份不太光彩，可对方抬头擦汗的瞬间，齐达榜脚像灌了铅似的钉在原地。 那道月牙形的疤痕在老人脖颈左侧特别显眼，天冷缩着脖子都藏不住。 齐达榜盯着看了半晌，突然想起二十年前给“司令”包扎伤口的场景，当时任芳伍被另一伙土匪砍伤脖子，还是他用马尾巴线缝的针脚。 要不是那截弯曲的右手食指，他差点以为是自己记错了，常年扣扳机的人，第一节指骨总会有点变形。 这事儿得从1947年说起。 那会儿冀热辽地区正乱，任芳伍带着四百多人的队伍在承德一带流窜。 这人早年投靠日军当伪讨伐队队长，后来又成了国民党的“挺进军司令”，手上沾的血能浸红半条河。 那年5月，冀东代表团开完党代会返程，在柴胡栏子村歇脚时遭了他的埋伏。 村里就三十来户人家，警卫排只有四十多条枪，迫击炮一响，整个村子都炸懵了。 苏林燕部长把密码本吞进肚子时，子弹已经打穿了他的肋骨；王克如专员趴在墙头上指挥还击，后脑勺被流弹掀开个血窟窿。 齐达榜当时在村口放哨，听见院里手榴弹响成一片，吓得蹲在柴火垛后面不敢抬头。 后来才知道，派来护送的骑兵连早就跑了，连长怕遇上正规军，天没亮就带着队伍撤到二十里外。 毛主席当时气得拍了桌子，批示要严惩逃兵、肃清匪患。 骑兵连长被拉到公审大会上枪毙那天，台下战士喊的口号能掀翻屋顶。 任芳伍倒是机灵，带着残部躲进塞罕坝深山里，靠抢猎户过冬。 齐达榜没跑掉，被俘后判了十八年，在承德监狱里学会了编筐子，也听管教讲了无数遍“坦白从宽”的道理。 1949年镇反运动开始后，任芳伍知道藏不住了。 他杀了最后两个亲信，揣着金条跑到围场县新生农场，化名“张老五”当起了喂马的杂工。 这人确实能装，干活比谁都卖力，还帮邻居修农具、挑水，年年评劳动积极分子。 农场会计收了他的好处，把户籍信息改小七岁，籍贯也改成了平泉县，谁也没怀疑过这个沉默寡言的老汉。 齐达榜在监狱里见过太多反革命被拉去枪毙，夜里常梦见柴胡栏子村的枪声。 刑满释放那天，管教拍着他肩膀说“好好做人”，他摸着兜里的释放证，心里五味杂陈。 本来想安安分分赶大车过下半辈子，偏偏在村口撞见这张脸。 那道疤痕、弯曲的手指，还有走路时左腿微跛的姿势，任芳伍当年骑马摔断过腿，这些细节根本藏不住。 在槐树下站了两个钟头，齐达榜终于咬咬牙往村支书家走。 他说得断断续续，村支书起初以为是刑满释放人员胡言乱语，直到听见“左腋窝有颗黑痣”才变了脸色。 这个特征跟1947年通缉令上写的分毫不差，公安人员连夜带着齐达榜去农场辨认。 隔着马棚的栅栏，任芳伍正给马添草料，听见动静回头的刹那，两个人的目光撞了个正着。 1970年开春，七十岁的任芳伍被押赴刑场。 临刑前他突然朝着赤峰方向跪下，磕了三个响头，没人知道这是忏悔还是害怕。 齐达榜没去看热闹，他把村干部给的那辆旧马车擦得锃亮，每天天不亮就去拉货。 有人说他举报老上司是为了立功赎罪，也有人说他是被监狱改造好了，这些都不重要了。 如今柴胡栏子村建起了烈士陵园，二十二位烈士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每年清明都有学生来献花圈。 齐达榜后来一直在运输队赶车，直到退休都没再提过当年的事。 他常去陵园门口的石凳上坐着，一看就是一下午，风吹动纪念碑上的红星，像极了当年战士们帽檐上的徽章。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合，一个刑满释放的土匪，成了揭露惊天血案的关键人物。 任芳伍藏得再深，也躲不过岁月的眼睛，更躲不过良心的审判。 那些长眠在地下的烈士或许不会想到，二十年后让凶手伏法的，竟然是当年他手下的一个小喽啰。 这世上有些债，不管过多少年都得还，有些账，哪怕藏到地底下也得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