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公司请我去修台 2000 万的机器，谈好报酬 15 万，可机器修好后，公司只愿给 5 万。我接过钱笑了笑就走，他们以为我好打发，还在背后嘲笑，却不知我维修时早留了一手。那机器是进口的精密设备，负责生产汽车发动机的核心部件，当时停了三天，公司车间里堆了一堆待加工的零件，客户那边天天催货。他们找了两个维修队都没搞定，最后通过熟人找到我。 公司的机器坏了三天，进口的，说是值两千万，专做汽车发动机里最精的那个零件。 车间里零件堆到膝盖高，铁灰色的，摸上去凉冰冰的，客户催货的电话跟炸雷似的，老板接一个摔一个手机壳。 之前找了俩维修队，拆开机器捣鼓两天，最后说“得返厂”，老板急得嘴上起泡——返厂来回得半个月，订单违约金够买辆新车了。 后来他通过我远房表舅找到我，表舅带着他来我家那天，我正蹲门口给张婶修老式收音机，老板穿件皱巴巴的西装，袖口磨出白边，手心里全是汗。 “李师傅，您救救急，”他递烟的手直抖，“只要机器能转，报酬好说，十五万，我现在就给您打定金。” 我没接烟，瞅了瞅他西装第二颗纽扣松了线头，心里大概有数，拎起我那只掉漆的工具箱，“走吧，看看再说。” 车间里机油味混着铁屑味，呛得人嗓子痒，那台进口机器趴在地上，像头生了病的大象，外壳拆开着，线路乱得像被猫抓过的毛线团，之前维修队拆下来的零件摆一地，标签贴得歪歪扭扭。 我蹲下去摸机器底座，冰凉的金属上落层薄灰——三天没动过，是真急。 从下午两点到晚上八点，我没喝一口水，万用表测了二十组数据，示波器屏幕上的波形跳得人心慌，最后在主板角落里发现个老化的电容，指甲盖大小，换上去的时候，老板在旁边搓手，“就这？” 我没搭话，又把传感器线路重新理了一遍，线头用热缩管包好，最后拧那颗固定传感器的螺丝时，故意松了半圈——不是使坏，是留个心眼。 灯一亮，机器嗡的一声转起来，传送带带着零件往前跑，老板乐得拍大腿，“李师傅真神了！明天就给您结工钱！” 第二天我去财务室，小姑娘递来个牛皮信封，我一捏厚度就知道不对，打开数了数，五沓红票子，五万。 老板从办公室出来，脸上堆着笑，“李师傅，您看这机器吧，其实就是个小毛病，我们商量着，五万差不多了，以后厂里机器有问题，还找您，长期合作嘛。” 我把钱揣进工具包，拉链拉得咔嗒响，冲他笑了笑，没说话就走。 路过车间，听见两个年轻工人嘀咕，“这老头挺好糊弄，还以为多厉害呢，估计是走了狗屎运。” 我脚步没停，心里清楚，那颗松了半圈的螺丝，撑不过三天。 他们大概觉得，我就是个懂点电路的老头，换个电容值五万就不错了，却不知道我蹲在机器旁六个小时，眼睛盯着示波器屏幕都花了，连晚饭都没吃——那些被他们当成“小毛病”的地方，是我拿时间和手艺抠出来的症结，凭啥说不值十五万？ 为啥只给五万？后来表舅偷偷跟我说，老板觉得“换个零件而已，又不是造机器”，还说“他一个修收音机的，能懂什么进口设备”——这世上总有人觉得，手艺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就该廉价。 果然，第三天下午，表舅电话打过来，那头老板声音都变调了，“李师傅！机器又停了！比上次还邪乎！零件卡在传送带里，电机都冒烟了！您快来！” 我带着工具箱再去车间，零件堆得比上次还高，老板递烟的手直抖，把个厚信封塞我怀里，“十五万一分不少！还有五千误工费！您受累再给看看！” 我没接烟，蹲下去拧那颗传感器螺丝——还是温的，显然他们自己试着拧过，越拧越松，线路都快扯断了。 后来我常跟徒弟说，修机器和做人一样，你得知道哪个零件重要，就像知道哪份尊重不能少——少了，机器会停，人心也会凉。 那天走的时候，老板非要请我吃饭，我摆摆手，工具包在肩上晃荡，里面五万块钱硌得慌，新补的十五万倒显得轻飘飘的。 或许他们到最后也没明白，我留的不是后手，是让他们记住：有些东西看着不起眼，比如那颗松了的螺丝，比如手艺人的尊严，没它，机器转不起来，日子也过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