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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18日,天津解放的第4天,一名男子悄悄来到军管会,递交了一本清册,

1949年1月18日,天津解放的第4天,一名男子悄悄来到军管会,递交了一本清册,其首页赫然写着一套消失了25年的国宝“金编钟”,重达11400多两黄金编钟!这名男子是何许人也?这套黄金编钟有何来历,又是如何消失了这么多年呢? 说起这事儿,得从那套金编钟本身聊起。这玩意儿是清朝乾隆五十五年,也就是1790年铸的,一共16件,全是用纯金打造的,总重量超过11400两黄金,每件钟外形都一模一样,大小统一,靠钟壁厚薄来区分音调,高音的壁薄,低音的壁厚,钟身上刻着乾隆年款和律名,顶部是双龙钮,正面饰云龙纹,下边有六个圆唇敲击点,敲出来声音清亮悠扬。这套钟是专门给乾隆八十岁大寿贺礼用的,各地督抚凑钱献金铸造,象征大清盛世,平时藏在宫里,只有重大典礼才拿出来敲,最后一次用是在溥仪大婚那天。 溥仪这人大家都知道,末代皇帝,1922年大婚缺钱花,清室内务府就把宫里一大批宝贝,包括这套金编钟和皇后金册什么的,装了42大箱,抵押给北京盐业银行,换了80万银元。银行接手后,直接把这些东西转成自家资产,先藏在北京东交民巷的仓库。消息一传开,北洋那帮军阀像张作霖、阎锡山都派人到处找,但没找到。九一八事变后,北京不安全,盐业银行就把金编钟分批运到天津法租界,存进天津分行的地库。这时候负责运的,就是盐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陈亦侯,他亲自开车来回跑了好几趟。 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很快就占了天津市区,只剩租界还算安全。日本人鼻子灵,很快就盯上这批宝贝,使劲儿往陈亦侯身上靠,又认干亲又送礼,还用美人计,陈亦侯表面应付,心里门儿清。他派人辗转去西安,用密语发电报问重庆的总行总经理吴鼎昌怎么办,一个月后回电就一个字“毁”,意思熔了金编钟,大家都省心。吴鼎昌这人当时在国民党那边当大官,这命令下得绝,但陈亦侯一看就火了,金子哪儿都有,这套金编钟全世界就一套啊,熔了就真没了。他直接无视命令,继续藏着。 陈亦侯想来想去,找了邻居兼老朋友胡仲文帮忙。胡仲文是天津四行储蓄会经理,四行储蓄会是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家银行联合的,天津分会大楼就在法租界核心地带。两人关系铁得很,胡仲文人稳当可靠。1940年一个晚上,陈亦侯带着司机和胡仲文的亲信,几个人把金编钟从盐业银行地库抬出来,装车后在租界里绕了好几圈,确认没人盯梢,才开到四行储蓄会大楼,藏进地下仓库,还买了一大堆煤堆上边,用水泥封死,只留记号。 日本人后来果然找上门,先软禁陈亦侯,又借查防空洞的名义带兵冲进盐业银行地库,翻了个底朝天,什么都没捞着。抗战赢了,孔祥熙派人来要,陈亦侯直接顶回去;戴笠亲自来问,陈亦侯拖着周旋,戴笠没多久飞机掉下来死了,这事儿又躲过去。那些年,陈亦侯和胡仲文就这么死死守着,谁都没松口。 天津1949年1月15日解放,18号那天,胡仲文拿着那本老清册,直接去了军管会,把金编钟和其他宝贝的下落全交代了。军管会派人去四行储蓄会大楼地下室,撬开水泥,挪开煤堆,把箱子抬出来,一清点,全在,一件没少。1953年这套金编钟运回北京,1954年就在故宫珍宝馆正式展出,到现在还在那儿挂着,游客一看就知道这是清宫顶级重器。 这名男子就是胡仲文,四行储蓄会天津分会经理;陈亦侯是盐业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两人都是老金融界的人,靠着这份担当,把国宝从军阀、日寇、国民党特务手里护了下来。金编钟能完好回到国家手里,靠的就是他们顶住压力,宁可违令也不毁宝。溥仪抵押宝贝换钱那是败家,吴鼎昌下毁宝令那是短视,孔祥熙戴笠想私吞那是贪婪,但陈胡两人没动歪心,实打实守了快十年。 这套金编钟现在是故宫镇馆级的东西,代表清代最高工艺,也见证了那段乱世里中国人怎么护住自家文化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