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毅听说，国军抗日名将谢晋元的遗孀带着4个孩子流浪街头，心生不忍，连忙指示：“给她安排一栋房子吧！”   1949年初春的上海，风冷得钻入骨髓，街头拥挤的人潮里，一个穿着褪色旧衣的中年妇人，正领着几个面黄肌瘦的孩子漫无目的地游荡，没人能把眼前这个甚至有些狼狈的女人，和曾经那个出身上海富商家庭、从小学钢琴读诗书的凌维诚联系在一起。   更没人敢信，她的丈夫就是威震中外的抗日英雄谢晋元，时间倒回二十年前，那时的凌维诚还在云端，作为家里备受宠爱的富家千金，她在1928年的汉口邂逅了英武的谢晋元，两人从相识到结合，本是一段才子佳人的佳话。   但这并没有成为幸福童话的开端，反而是一场漫长苦旅的序章，1936年，也就是她婚后的第七个年头，局势已是山雨欲来，为了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地应对日军可能的进犯，谢晋元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把正怀着身孕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   从繁华的大上海送回广东蕉岭老家，从十里洋场的富贵温柔乡，一下子跌进偏远闭塞的山村，这其中的落差不仅是地理上的，更是生存层面的，曾经连重物都没提过的千金小姐，被迫学会了赤脚下地、挑水施肥。   她在陌生的乡音和粗重的农活里熬着日子，心里的唯一支柱就是丈夫在上海浴血奋战的消息，她看着丈夫率领“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看着他即便被迫退入租界也从未屈膝，可她等到最后，没能等来一家团圆。   却在1941年等来了丈夫在孤军营被收买的叛徒刺杀身亡的噩耗，那一年，她忍住轻生的念头，仅仅是因为身边的孩子不能没人管，在处理完丈夫后事，前往重庆见到蒋介石夫妇时，她拿到了一笔五万元的抚恤金。   这笔钱在当时听起来是巨款，但她转手就分了一半留给乡下的公公养老，剩下的一半还得买几亩薄田养活这一大家子，所谓的“优待”并没有真正落实到实处，孩子们想上学却没学校肯收，曾经答应帮忙的宋美龄在战后的上海也没能给出实质性的后续安排。   无数个夜晚，这位从前的阔小姐只能在昏暗的油灯下，亲自教孩子们读书识字，抗战胜利并没有给凌维诚带来预想中的安稳，1945年带着四个孩子满怀希望回到上海后，她发现自己面对的竟然是另一个残酷的战场。   她不仅要解决自家的生计，还意外撞见了曾经跟随谢晋元出生入死的老部下，这些幸存的壮士，哪怕是从四行仓库那种修罗场活下来的人，却倒在了和平年代的贫困线上，有的流落街头乞讨，有的衣不蔽体。   看到丈夫的兄弟落魄至此，凌维诚骨子里的倔强上来了“团长不在了，但我还在”她没把自己当外人，硬是把照顾这些老兵的责任扛到了自己柔弱的肩上，她四处奔走，搭上最后的人情和那点微薄的抚恤金，给部分老兵谋了份开卡车、守铁路的差事。   甚至在没钱的时候，她把自己变成了“生意人”可乱世之中，生意哪里是那么好做的，本就所剩无几的积蓄亏得底掉，随之而来的是更深的绝望，1948年前后上海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如废纸。   为了活下去，竟然有四名被逼得走投无路的老兵铤而走险去偷东西，结果锒铛入狱，凌维诚一边心痛地料理这些烂摊子，一边还要应付地痞流氓上门收“保护费”为了守住最后一点尊严，她一度把谢晋元墓地周围的空地辟出来。   让无家可归的难民搭棚子住，只象征性收点粮食当租金，试图在这绝境里互相取暖，到了解放战争后期，随着经济全面崩溃，凌维诚彻底断了炊，带着孩子流落街头，也就是开头那令人心酸的一幕。   走投无路之下，她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刚刚上任的上海市市长陈毅写了一封长信，细说了自己是谁，现在的处境如何，信送出去的那一刻，她或许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毕竟朝代更迭，谁还会在意旧时代的将领家属。   但陈毅市长的回复来得极快且坚定：“谢晋元是抗日英雄，他的家属必须照顾”一张批条，让吴淞路466号的一栋房子成了凌维诚一家的新家，困扰她多年的住房问题瞬间解决，紧接着，幸存的六七十名孤军营老兵也得到了妥善安置或遣送回乡的安排。   这不仅仅是一个住处，更是一份迟到了太久的、纯粹对于民族英雄的尊重，安顿下来后，凌维诚在这个新家里，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大女儿去常州做了会计，二女儿进了卫生系统，小儿子参军入伍，唯独那个因病导致精神异常的大儿子。   被她一直带在身边悉心照料，直到1970年先她而去，晚年的凌维诚，生活归于平淡，她习惯了默默记录着老战友离世的日子，像是一个时代的守墓人，直到1991年，这位一生硬气、跨越了两个时代的奇女子在上海病逝，享年84岁。   遵照她的遗愿，儿女们将她安葬在了宋庆龄陵园，这一次她的名字终于不用再隔着千山万水或生死界限，而是真真切切地刻在了丈夫谢晋元的身旁，两个名字并肩而立，再也不会分开了。 信息来源：上海档案信息网|母亲凌维诚：从上海小姐到谢晋元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