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不愿进剿捻军清廷：将你弟弟提拔为巡抚行吧！ 同治四年的南京城尚未从战火中完全复苏，两江总督衙署的灯火已亮至深夜。曾国藩枯坐案前，右手握着的狼毫悬在奏章上方，墨迹顺着笔锋滴落在 “臣病体难支” 四字上，晕开一片灰黑。 幕僚赵烈文轻步走进来，将温热的参茶放在案角，见他又要揉按太阳穴，低声道：“大人，这已是今日第三次改折了。” 曾国藩摆摆手，目光落在桌角那叠厚重的账簿上。泛黄的纸页记满了湘军裁撤的明细：安庆大捷后遣散三万，攻克金陵后又裁五万，昔日巅峰时五十五万大军，如今只剩不足十万散驻江南。 最让他揪心的是鲍超部的欠饷记录，那串 “百万两” 的数字旁，密密麻麻注着士兵闹饷的日期 —— 这些曾为他出生入死的弟兄，如今成了需要安抚的隐患。 并且哥老会的渗透，军中兄弟结义的旧制，竟成了帮派滋生的温床，连最精锐的 “吉字营” 都未能幸免。 此时差役递进的谕旨打破了沉寂，僧格林沁战死曹州的消息如惊雷炸响，清廷急令他统领直鲁豫三省军务，即刻北上剿捻。 曾国藩指尖划过谕旨上 “勿辞艰危” 四字，想起三年前袁甲三临终前的书信：“勿以苗逆为易翦，勿以长淮为易收”，那时只当是老友多虑，如今才懂其中分量。 他转头问赵烈文：“北征兵力可曾点验？” 幕僚面露难色：“愿随行的不过三千余人，余下皆称‘家有老弱’。” 眼疾愈发严重的他，连看账簿都需人念诵，更别提驰驱沙场。但真正让他迟疑的，是裁撤湘军后手中无兵的窘迫。正思忖间，第二道廷寄接踵而至，其中一句让他瞳孔骤缩：“曾国荃着授湖北巡抚，帮办军务。” 曾国藩捏着廷寄的手微微颤抖。他这位四弟，去年还因谏官弹劾 “奏报不实”，被迫卸任浙江巡抚，带着残部返乡。如今清廷突然起用，甚至打破督抚回避制度，让曾国荃在湖北练兵剿捻，用意再明显不过。 他想起咸丰六年，曾国荃为救被困南昌的自己，仓促组建 “吉字营”，带着三千乡勇血战吉安；安庆城下，弟弟被炮弹划伤面颊仍死守长壕，最终轰开城墙的壮举。可南京破城后，为避功高震主之嫌，他亲手裁撤了曾国荃的嫡系，如今清廷却用巡抚之位当筹码。 三日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下：“拟北上，调淮军协防。” 他给曾国荃寄去家书，既无祝贺也无嘱托，只附了 “稳慎” 二字。此时的曾国荃已在湖南募兵六千，旧日部将彭毓橘、郭松林纷纷来投，这支新湘军沿长江东下，刚到湖北便遭遇捻军骑兵。 曾国荃沿用长壕战法，却在平原上处处受制，捻军不像太平军固守城池，他们一日奔袭百里，专挑清军薄弱处猛攻，刚修好的防线转眼便被突破。 曾国藩在徐州设立大营，推行 “重点设防” 之策，将十三府州打造成防御网。可他很快发现，缺少精锐湘军的支撑，地方团练不堪一击。同治五年秋，捻军突破沙河防线，曾国藩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第一次承认 “无术制之”。 此时曾国荃在湖北也陷入困境，弹劾湖广总督官文的奏折刚递上去，便传来彭毓橘战死六神港的噩耗，朝廷的斥责谕旨接踵而至，摘掉了他的顶戴。 冬月的徐州已飘起雪花，曾国藩望着案头弟弟寄来的求援信，又想起裁撤账簿上的密密麻麻的名字。他终于明白，清廷既要用湘系之力，又要借捻军削弱其势。当月下旬，他上疏推荐李鸿章继任剿捻主帅，自己则请辞返回南京。 次年曾国藩升任大学士时，曾国荃已因病辞官返乡。后来有人说，那场用巡抚换来的出征，本就是场注定徒劳的博弈。 但曾国藩在日记里从未提及这些，只在同治七年平定西捻后，写下这样一句：“淮军可用，湘勇可休矣。” 或许在他看来，那场始于账簿与谕旨的纠结，终究以另一种方式完成了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