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盛夏，北京的天空压得人喘不过气。 中南海内，袁世凯卧于病榻，窗外知了聒噪，屋内死一般的寂静。 他脸色蜡黄，气息奄奄，身边的仆人都屏住了呼吸。可他却突然张开眼，沙哑地说：“把他叫来，我要最后看他一眼。” “他”，是段芝贵——名义上的干儿子，实则心头的毒刺。 十几年前，这个圆滑的年轻人出现在袁世凯身边时，只是个一文不名的小军官，却凭着每日晨起三叩九拜、逢人就夸义父如何英明，很快成为袁家座上宾。 袁世凯欣赏他的“乖巧”，提拔他为天津的警务头目。 可那之后的年年岁岁，袁世凯看着这个人从马屁变成操盘，从听命变成野心，心中早已有数。只是不动声色。 段芝贵，靠着给权贵牵线搭桥、打点风月，官运亨通。他懂得什么人好色、谁喜欢收藏、谁嗜赌如命，总能送到点子上。 到了民国初年，他在北洋军中早已不是小卒，而是人人避讳的“笑面虎”。 而今，袁世凯命悬一线，却不愿将死而眼闭。他还有一局未下完。 段芝贵快步走入病房，衣袖刚拂过门槛，就跪下大哭：“义父，我愿为您再赴十年刀山火海！” 袁世凯眼皮抬了抬，轻笑：“你若真孝顺，就照我一句话做。” “义父您说。” “等我去了，你穿一身红袍送我出殡。穿得越鲜亮越好。” 段芝贵怔了一下。这不合礼制，死人面前讲究素服，他穿红？可看着袁世凯那张将死的脸，他还是点头如捣蒜：“我记下了，一定照办。” 几天后，袁世凯死讯传出。新政府宣布为其举行国葬，哀乐连日，京城一片肃穆。 出殡当天，北京街头雪白如海，挽联成墙。可就在万人肃立之中，一个人一袭大红长袍，格外扎眼——正是段芝贵。 他故意走在队伍最前，步履铿锵，一脸虔诚。有人悄悄指他：“这是疯了吧？袁公棺前穿红？” 他不以为意。他知道袁世凯一死，北洋权贵必分天下。自己若借“干儿子”名分，再拉拢几位旧部，说不定还能进总统府的门。 但他不知道，袁世凯临终前还下了一道密令——“凡红衣送葬者，格杀勿论。” 他没看到，那白色哀队的角落，有黑衣人慢慢抬起了枪。 “砰——” 枪声划破肃静，子弹击中他的肩头。他踉跄倒地，红衣染血，竟分不清是布还是人血。 他挣扎着翻身逃出葬礼现场，却没逃过流言的追杀。从此，政坛再无人信他。他成了笑话：“穿红送葬，还想分家产？” 多年后，他死于天津，尸体孤零零地被送去火化。那年他不过五十来岁，却早已活得像个被遗忘的老鬼。 袁世凯这一局棋，死前才落子。以“恩情”做饵，以“规矩”做套，终将那个靠逢迎上位的小人逼回尘土。 段芝贵活得圆滑，却终究没懂一点：老狐狸最恨的，从来不是敌人，而是身边那个会笑的人。 那一身红袍，成了他永远洗不掉的“背叛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