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傅作义去功德林看望陈长捷，可陈长捷对他却没有好脸色：“我听你的话守天津，到头来我成了战犯，你却成了起义将军。” 这句话一出口，傅作义原本还端着茶，手指微微一抖，他没吭声，只盯着陈长捷的脸。 陈长捷的脾气不是今天才这样。他在功德林被关押的头几年，情绪一直紧绷，管理员后来都说：“陈长捷比杜聿明还倔。”刚进来那阵，他甚至连续几天拒绝吃饭，理由只是：“天津为什么要我一个人扛？”那时候杜聿明住在他隔壁，常听见深夜里他的脚步声在地砖上乱走，像在和谁吵架。 可这种怨气并非始于天津战役，而是更早在心里扎了根。 1939 年，他担任“警备空军司令”，被调到重庆负责防空。那几年日机轰炸不断，他整天跑炮台和防空洞。那时候蒋介石对他评价不错，说过一句：“陈长捷办事严谨。”他自己也觉得算是立了功，直到 1947 年的“沈崇事件”彻底改变了他在北方政界的处境。 那年他任北平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面对学生游行，他一口气下了三个命令：封路、驱散、逮捕。学生越闹越大，北平、南京都乱成一团，蒋介石对各地“失控”很恼火。傅作义看着事态扩大，只叹陈长捷“政治上太硬”，但仍旧替他说了几句软话。后来，两人的关系，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变得密切。 1948 年，傅作义成了华北“剿总”总司令，需要重用能守住大城市的人，于是向南京推荐陈长捷去天津任警备司令。他说得很直：“他守城稳。”陈长捷当时接到任命，还特意给傅作义写过一封信：“兄长提携，敢不尽力。” 陈长捷真是尽力了。他拆房修工事，引河水注护城，硬是让天津的防线连美军观察组都点过头。部下听他说，“守三个月没问题。”并不是夸口。 然而 1949 年 1 月，他最等不来的就是傅作义的援军。 他不知道的是，那段时间傅作义正在和解放军秘密接触，谈北平和平解放的条件。傅作义需要时间，需要筹码，而天津守得越久，北平谈判越有利。陈长捷只知道傅作义一封接一封地发来“务必坚守”四个字。 直到天津失守那天，他从地下指挥所被解放军战士拉出来，尘土糊满军服，整个人像被掏空。之后，他听说北平和平解放的消息，脸色一下就变了，沉了半天才说：“那我算什么？” 功德林里，他对这事提得最多。别人能平静，他不行。别人愿意学习改造，他一讲到天津就眼睛发红。管理员曾劝他：“过去的事放下吧，现在是改造最重要。”陈长捷却像没听见。 所以当傅作义出现在门口时，他几乎是本能反应般地冒出那句话。 傅作义坐了半晌才开口，声音比想象中沙哑：“长捷，当年我也没想害你。”他刚说这句，陈长捷笑了一声：“你有没想害不害重要吗？结果摆在眼前。” 傅作义沉默了良久。他不是来辩解的，他知道辩解没有用。功德林的砖墙隔不住那些旧事，也隔不住陈长捷多年的怨气。 那次会面僵得像铁板，双方一句好话都没说上。傅作义起身离开时，陈长捷连头都没抬。 但这件事到这并没有结束。 陈长捷情绪虽硬，可改造工作在 1954 年以后逐渐见效。他参加小组讨论时不再摔书，也愿意谈自己抗战时期在重庆主持防空的经历。杜聿明的日记里写过：“陈近来心气渐平。”这和外界无关，是他自己心里那些绕不过去的疙瘩慢慢松开了。 1959 年，第一批战犯特赦名单讨论时，傅作义突然在会上开口，替陈长捷说了长达十分钟。他说陈长捷“思路清楚，学习认真”，还说他“在抗战时负责防空，确实有功”。这些内容后来都在档案里留着。 那年，陈长捷真的被特赦。他被安排到上海市政协秘书处做文史资料整理，生活逐渐安稳。傅作义后来到上海，专程设宴邀请他。 这一次，两人再见时的气氛已经不同。傅作义举杯，说：“长捷，当年的事，我还是愧疚。”陈长捷沉默了好久，看着傅作义的白发，像是终于找到了某种出口，只轻轻碰了下酒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