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陈景润毕业后分到北京四中教书，学校却因口齿不清辞退他。之后他摆摊租书，艰难度日。然而一个人的出现，却让他得到了去厦门大学工作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没几年，一个福建小伙子满腔热血，背起行囊北上京城，梦想在讲台上教书育人。可谁知，刚站上四中的讲台没多久，就因为说话带点家乡味儿，学生听不清，学校直接给了他张停职通知书。失业了，回了家，只能靠街边摆摊租书过日子。那段日子，穷得叮当响，可数学这事儿，他一刻没放下。直到一个人突然出现，拉他一把，命运就这么拐了个弯儿。这背后，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坚持和机缘？ 陈景润这位1933年出生在福州的数学小子，家里条件一般，但脑子里总转着数字和公式。新中国一成立，教育机会多起来了，他抓住机会，1950年考进厦门大学数理系。那三年本科，学得扎实，尤其数论这块儿，老师们都看得出他的底子厚。1953年夏天毕业，分配名单下来，他被派到北京四中当数学老师。   可现实总有磕绊。到四中没多久，问题就出来了。他的福建口音重，讲课时学生们听不大懂。学校安排他教高一数学，本来公式写得板正，可一开口，家长们就开始投诉，说孩子跟不上。教研组开会，主任直截了当，说教学方法得改改。他试着调整，晚上多练普通话，备课改教案，可口齿这事儿，一时半会儿改不了。1954年春天，学校下了通知，因适应教学工作困难，停职回乡养病。说白了，就是辞退。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就这么失业了。 回福州老家，日子一下子紧巴巴起来。家里姐姐和两个弟弟等着吃饭，他得想办法养家。没工作，只能南街街角摆摊，卖点香烟，租些小人书和小人书。摊位小，生意淡，一天下来，赚不了几个钱。白天守摊，晚上借图书馆的书，抄公式研究数论。纸贵，他就用废报纸算题。雨天也得顶着，淋湿了衣服，继续想数学问题。那时候，国家正号召知识分子投身建设，可他这情况，搁谁身上都得咬牙扛着。 摆摊的日子持续了快一年，1955年2月，一个寒冷的雨夜，敲门声响起。门外是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这位校长早年就认识陈景润，知道他大学时成绩拔尖。听说他在北京的遭遇，王亚南从厦门赶来，直说厦大需要这样的人才。陈景润就这样回了母校。可学校没让他上课，考虑到他的特点，王亚南安排他在数学系资料室整理图书。这活儿清静，每月四十块钱，够基本开销。最关键的是，能接触最新数学资料，不用天天面对学生讲话。 资料室成了他的天地。书架上堆满中外期刊，他每天翻阅，遇到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眼睛就挪不开了。这书对他影响大，他开始钻研哥德巴赫猜想，用筛法推导。1956年，厦大数学系办学术报告会，他提交了一篇改进华罗庚理论的论文。系主任看后，转给了北京的华罗庚。华罗庚一瞧，大吃一惊，马上让人联系。1957年春天，中科院数学研究所，华罗庚亲自见了这个从资料室出来的年轻人。谈完，华罗庚决定调他进所。 中科院条件虽简陋，他住的宿舍小得像间旧厕所，三平方米，一张床一张桌。可对他来说，这已经是天堂。不用愁生计，能专心搞研究。每天工作十六小时，饭都顾不上吃。1966年，他公布了哥德巴赫猜想的初步成果。1973年，经过无数次推敲，他证明了“1+2”定理。这成果一出，国际数学界轰动了。《科学通报》发了文章，英国《新科学家》杂志叫它“陈氏定理”。一个曾经被中学辞退的老师，就这么成了世界级数学家。 陈景润这辈子，路走得曲折，但每一步都踩在新中国的节奏上。王亚南的援手，不是个人情谊，而是学校和国家对人才的重视。那时候，国家正号召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他从街头小贩到中科院研究员，靠的就是这份钻劲儿。搁现在看，这故事接地气，告诉我们，人才成长离不开集体关怀，也离不开个人坚持。数学这玩意儿，高大上，可陈景润用实际行动证明，它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他的定理到现在，还在数论领域立着柱子，激励着一代代科研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