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刘震云以河南省高考状元的身份考入北大，当时还是个穷小子的他看上了法律系的系花郭建梅，结果请对方吃完西餐，他却一擦嘴说：“我没有带钱哎。” 那年头，高考刚恢复没几年，全国上下都憋着一股劲儿，年轻人拼了命想改变命运。刘震云1958年出生在河南延津一个普通农家，家里穷得叮当响，从小跟着姥姥在西老庄村长大。八个月大就寄人篱下，日子过得紧巴巴，吃的多是高粱面，穿的是补丁摞补丁。十三岁时，舅舅一句话点醒他：“你聪明吗？去当兵吧。”1973年，他瞒着岁数参军，进了部队，从新兵蛋子熬成老兵。军营里，白天操练，晚上借油灯看书，战友们爱吟诗，他也试着写两句，慢慢摸出门道。更对路的，是数学，那玩意儿靠逻辑推演，不是死记硬背，正合他胃口。 复员后，刘震云先在中学教书，课上给学生讲算术，课下自己啃书本。1978年高考，他报文科，数学题成了绝活儿，全省文科第一，录取北大中文系。通知书一来，他坐绿皮火车北上，进了燕园。校园大，学生多，他这乡下小子衣着朴素，河南口音重，在天之骄子堆里不显山不露水。课余，他去图书馆借书，借来线装本子翻，偶尔写点小文。1979年，第一篇小说投到校刊《未名湖》，那期还登了史铁生和北岛的作品，三人并列，挺有意思。   郭建梅比刘震云小三岁，1961年10月生在河南滑县，两岁时被送到北京跟姥姥姥爷住。1979年，她以安阳地区状元进北大法律系，长得俊，学习好，很快就成了系花。北大那么大，两人本该擦肩，可刘震云二年级时留意到她，在食堂排队、操场走动，总能瞅见。郭建梅稳重，课上认真听判例，课下帮同学解惑。刘震云开始找机会搭话，先是借笔记，后来聊家乡风物。两人河南老乡，话匣子一开，就有共同语言。 刘震云那时穷，稿费刚够买饭，可他想给郭建梅留个印象，就约她吃饭。选了西餐，那年头西餐厅新鲜，他也没吃过几回。两人进店，点了牛排沙拉，边吃边聊法学院的事儿和军营纪律。账单上来，十四块八毛，他兜里几块钱不够看，只能实话实说：“我没有带钱哎。”郭建梅没多话，从包里掏钱付了账。事后，外人笑他土，他自己也尴尬，可郭建梅没计较，继续见面。图书馆共读，她批注书页，他记笔记；湖边散步，聊基层民生。1982年，刘震云毕业，去了《农民日报》文艺部当编辑。郭建梅1983年毕业，继续深造。 1985年，两人结婚，领证那天简单，就在民政局拍张照。婚后，郭建梅没选安稳路子，投身公益法律援助。1995年，她和北大同学创办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后改成北京众泽妇女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专帮弱势群体打官司。农民工讨薪、妇女维权，她常背包下乡，一去几周，收入薄，还得自掏腰包垫费用。刘震云在家带女儿刘雨霖，煮饭洗衣全包。外头有人说，他娶媳妇不值，郭建梅挣得少，还总贴别人。他不当回事儿，说夫妻就该互相扶持。 为了家里稳当，刘震云1988年辞了报社铁饭碗，专职写小说。起步时难，稿费少得可怜，可他咬牙坚持。从短篇《塔铺》写起，讲乡村变迁；接着《一地鸡毛》，戳中城市底层酸楚。读者越来越多，他的书反映老百姓日子，接地气，有深度。郭建梅奔波山区，接触民生苦难多，2000年代初落了抑郁。那时候，很多人不认这病，当成矫情。刘震云不信邪，陪她看医生，督促吃药，推掉活儿在家守着。慢慢，她恢复了，夫妻俩更知珍惜。 这段经历，让刘震云对人情世故想得深。2009年，他写出《一句顶一万句》，书里夫妻相守、亲友相连，活生生像身边事儿。2011年，拿下茅盾文学奖，那是中国文坛顶尖荣誉。他的作品，总从基层切入，讲普通人担当，读者看完直点头。郭建梅继续干公益，办服务中心，帮无数妇女争权益。    MCN双量进阶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