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照崇徽：章献刘后与宋真仁之际政治》是一部全面研究传奇女性刘皇后及其时代的政治史著作，从贫女到垂帘太后，以刘后一生为线，全景呈现宋真宗至仁宗朝的君臣互动、党争博弈与士风变化，展现宋代政治的复杂与人性温度。作者利用多方史料文献，严谨考证，生动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历史人物，同时，以女性视角深入其背后的时代，透过其与真宗的感情、对仁宗的教育及朝臣博弈，与唐武则天、辽萧太后等比较考察，揭示刘后在内政、外交、法制等方面的成就，发掘出女性主政特点与智慧，客观呈现男权社会中女性主政的真实处境，为研究中国政治史与妇女史提供了新视角。

《月照崇徽：章献刘后与宋真仁之际政治》，刘广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文选读：

不做武后：刘太后在权力、恩情与身后名之间的抉择

事实上，臣僚的担心是多余的，历史已经证明，刘太后并未效法武氏称帝，故现代一些论者认为刘太后并非武则天第二。前人的观点，多逐点批驳历来认为刘太后有武氏之心的依据，或从制度、大臣防范、外戚势力薄弱等角度出发，论述刘太后不敢效法武氏自立的原因。这些观点都很有道理。然而笔者认为，刘氏本人的心态，对解释她何以不效仿武氏故事的原因至关重要。不仅如此，刘太后何以在天圣九年（1031）以后对要求其还政者大力镇压、她在李宸妃葬礼的问题上为何与吕夷简发生龃龉，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对她心态的分析而得以解答。

刘太后之所以在掌控朝廷大权的同时，能一心保护仁宗以及保存赵氏家族，跟她与真宗的感情不无关系，她参与政治的能力，以及行使皇权的野心，都是来自真宗。刘氏与武则天的出身在当时来说都相对较低，但两者却大不一样。武氏家族只是未能跻身甲族，但毕竟是官宦之家。武则天十四岁入宫，她与母亲道别时曾有“见天子庸知非福”之语，可见其入宫乃欲改变命运，其野心亦可窥见。但刘氏则本贫家女子，若非年轻的真宗认为“蜀妇人多材慧”，把她招入王府，则其可能以开封街头一卖艺妇人而终老一生，根本不能涉足政治。故她在入王府以前，不可能有任何政治野心；即便她被真宗招入王府，但当时真宗尚未成为太子，其上有两位兄长，而刘氏本人后来又被太宗下令逐出王府，两人前途祸福尚未可知，何谈政治远见。不过，真宗坎坷的皇帝之路，让他们共同面对了太宗朝的各种风风雨雨，两人的感情也不断加深，这一点，她与武则天是很不一样的。真宗即位后，立即把刘氏接入皇宫，郭皇后死后，他更不顾朝中大臣反对，立她为后。刘氏被立为皇后时已经四十四岁，容貌不复当年，可见她与真宗之间是一种长期而真挚的爱情，而非流于庸俗的情色关系。

正是在爱情的基础上，真宗逐步培养出刘氏参与政治的能力与野心。宋代从太祖开始，即向集权独裁政权发展，太祖、太宗已创立的各种制度，迫使真宗本人必须实行独裁统治。如前文所述，真宗的能力实在有限，他需要让渡出一部分皇权，以减轻他自身的压力。他选择了他深爱的女人——刘氏。于是，“帝每巡幸，必以从……帝退朝，阅天下封奏，多至中夜，后皆预闻之”，当真是形影不离。这种选择于历史而言是偶然的，但于真宗而言却是必然的，因为他需要有人帮他解开心中的郁结，并分担他的苦闷，而多年来陪伴他经历风雨的刘氏，正合适不过。真宗对刘氏有知遇之恩，刘氏的知识、才能，以及政治能力、政治地位，无一不是来自真宗。她与真宗的相遇是偶然的，但从此改变了她的命运。刘太后与真宗的感情基础十分深厚，正如前文所述及，在她垂帘听政期间，一些官员的任免以及一些政策的出台施行，均闪现出真宗的影子，这也反映了刘太后对真宗的思念之情。既然真宗对刘氏有恩，刘氏对真宗独子的保护，对其家族的关怀，对其帝国的妥善经营，何尝不是一种报恩的心态呢?

当然，刘氏并非不贪图权力，尽管她最初并没有政治野心，但当了皇后之后，她在真宗的纵容下，不断品尝最高权力的快感，而且对之也越来越迷恋。因此，当朝中有大臣试图剥夺她的权力时，她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反击，寇准在政治争斗中惨败就是最好的例证，而仁宗继位后，宰相丁谓一度欲架空太后独自掌权，也被她远贬于海上。既然如此，她如何在报答真宗之恩与继续掌控皇权之间做出平衡呢?无论古人先哲学者，抑或现今学界同仁，均多把刘太后与武则天作比较，却少有较之以同时期的辽景宗皇后萧绰（小字燕燕）。其实，刘太后并没有效仿唐之武则天，她的行事举措，反与辽之萧绰多有相似。事实上，三位皇后均有一个相似的经历，即她们都因夫皇在世时体弱多病而参与政治。就权力方面而言，萧绰与武则天其实更为相似：武则天在高宗时已与他并称“天皇”“天后”，共决朝廷大政；萧绰“以女主临朝，国事一决于其手。大诛罚，大征讨，蕃汉诸臣集众共议，皇后裁决，报之知帝而已”。辽景宗亦于保宁八年（宋开宝九年，976）二月“谕史馆学士，书皇后言亦称‘朕’暨‘予’，著为定式”，可见在景宗生前，萧绰已获得与武则天一样的权力，能以代理皇帝的身份在外朝听政。然而，武、萧二后在夫皇死后的表现却大不相同：武则天为获得最高权力，多番迫害李氏族人甚至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并最终自立为帝；萧绰乃受景宗遗诏参决朝政，据《契丹国志》记载:

先是，后未归政前，帝已长立，每事拱手。或府库中需一物，必诘其所用，赐及文武僚庶者，允之，不然不与。帝既不预朝政，纵心弋猎，左右狎邪与帝为笑谑者，太后知之，重行杖责，帝亦不免诟问。御服、御马皆太后检校焉。或宫嫔谗帝，太后信之，必庭辱帝。每承顺，略无怨辞。

从这则材料可以看出，萧绰在景宗崩后，一直掌握朝中大权，但她并没有代立之心，反而是一心一意培养儿子圣宗，使其成为辽国的优秀君主。史书上没有明载刘太后垂帘听政的心态乃效仿萧绰，且刘太后作为中原大国之女主，从主观心态上也不可能主动效仿戎敌女主的做法。但萧氏这种培养教育方式与刘太后教育仁宗的方法大致相仿，也就是说，两位皇后均以维护夫家利益为己任。刘太后的政治作为与萧绰相仿，保扶并培养仁宗，其实也容易理解。宋、辽自签订澶渊之盟以来，双方停止战争，处于和平状态，每年双方君主寿辰与正旦节日，均互派使节通好，故此，萧绰的事迹得以传播中原。刘太后长期陪伴真宗身边，并帮他处理政事，必然对契丹之事有所接触，故她对这位“叔母”也是了解甚深。萧太后辅助圣宗，实际上也是掌控圣宗，以操掌契丹朝中大事。但其保护培育天子之举，使她死后令名长留青史，契丹臣民及圣宗本人对她也是感恩戴德。同样是要操掌国家最高权力，在刘太后看来，萧绰的做法显然比武则天高明，虽然萧氏没有迈出称帝自立的一步，但也没有像武则天那样在史书上留下骂名。

刘太后明白宋朝的实际政治环境令她不能像武则天那样称帝自立，而她自己也不愿意辜负真宗对她的恩遇，在这一大前提下，她对自己的期许并不止步于对生前权力的掌握，同时也注重身后名声的保全，即要成为名留青史的一代女主。刘太后虽非主动效仿萧绰，但多年来萧氏的政治形象与政治行为在她心目中潜移默化，她对萧氏的做法产生了认同与共鸣，从而在政治作为上与之相仿。理解此点，才能解释刘太后问鲁宗道“唐武后何如主”，鲁宗道回答说“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时的心态。据史书记载，当时刘太后听到此话后，态度“默然”。显然，她想获得武则天的辉煌成就，却不想像武则天那样，成为“宋之罪人”。再如程琳献以《武后临朝图》试探，太后即掷图于地曰：“吾不作此负祖宗事。”因为她深知，若作此负祖宗事，不但对不起真宗，自己也必会受后人诟病，这也是她极不愿意的。既想在听政期间有所作为，又想留下身后美好名声，刘太后有了这种心态，在政治行为上，自然更靠近与她处于同一时代的萧绰，而非唐之武则天了。

此外，刘太后与萧太后能免去武则天朝激烈的政治斗争而顺利掌握朝廷大权，乃因当时情况与武则天时不同。唐高宗逝世时，太子已经成年，故武则天根本没有垂帘听政的借口，即便是高宗遗诏，也只要求“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换言之，日常事务，可由嗣皇自己处理，武则天要攫取最高权力，一番斗争在所难免。但辽圣宗即位之时，只有十二岁，尚未成年，萧太后已奉遗诏参决朝政，大权在手，不必再作争斗。刘太后的境况与萧太后相仿，仁宗十三岁即位，刘太后已经稳操大权，也不必选择武则天的道路而自毁名声。因此，当时无论从哪方面的条件与角度考虑，保扶幼主、从而掌控朝政的执政模式，对刘太后来说都是最为有利的，而这也正是当年萧绰在契丹的执政模式。

然而，相似的模式在文化背景不同的地方，产生的效果也肯定不会一样。中原宋朝的实际情况与契丹大不相同，双方文化背景差异较大。契丹向来是皇族耶律氏与后族萧氏同治天下，无论哪一任皇帝在位，均可见其皇后预政的影子。但在儒家文化背景下的大宋皇朝，女主专政一直不能得到士大夫的认同，他们认为这是“牝鸡之晨，唯家之索”，故在仁宗成年后，士大夫们纷纷要求刘太后还政。太后对此是早有心理准备的，在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

她都能以平常心态对待这些反对的声音，但随着她逐渐步入晚年，老年人的一些心理在她身上也开始发挥作用，再加上邻国发生的一些事情，让她晚年的统治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