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陆游的论诗诗与诗论 】　　（光明网 - 光明日报 2025-11-10 05:10 ）　　 ◎　 文：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马金水　　论诗诗之名具有内容及形式二义，题材为“论诗”，体裁为“诗”，即以诗的形式评论诗歌的作品。陆游是南宋时期论诗诗创作最为丰富的诗人，其作品一体而二用，很好地发挥出文学批评与批评文学的双重效用，充分展现了这位伟大诗人一身而二任的创作才能。　　　　　　　　［ 对诗路的回顾 ］　　陆游早年学诗，颇受江西诗风的吹拂，但在南郑悟道以后，其创作道路发生重要变化。绍熙三年（1192），陆游作《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详细讲述了南郑悟道的经过。他慨叹“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又讲述军中的诗法顿悟，即“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这首论诗诗还宜与其八十四岁时所作的《示子遹》进行对读，“力孱气馁”的症结就在于“但欲工藻绘”，“四十从戎驻南郑”的经历使诗人走出了闭门觅句的囚牢，让他“中年始少悟，渐若窥宏大”，至于“工夫在诗外”则是诗人对“诗家三昧”的精要总结。此外，陆游还说，“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这些论诗诗倶可视作诗人面向现实的诗风转变。　　淳熙十年（1183），陆游作《答郑虞任检法见赠》，诗云：“文章要须到屈宋，万仞青霄下鸾凤。区区圆美非绝伦，弹丸之评方误人。”这首诗流露出诗人对曾几所授活法的不满，容易让人误解陆游叛出了师门，从而将“乞人残余”“力孱气馁”“欲工藻绘”等罪状全部归于曾几的活法。其实不然。就在赴南郑前一年，陆游在诗中写道：“忆在茶山听说诗，亲从夜半得玄机。”而曾几所说玄机就是“律令合时方帖妥，工夫深处却平夷”，也即吕本中所传活法。在悟得“诗家三昧”后，陆游也并非将师传活法一竿子打死。七十岁时，他说：“我得茶山一转语，文章切忌参死句。”七十九岁时，又说：“予昔从茶山，辱赏三语妙。”他的心中还存有为曾几承传衣钵的想法：“天遣放翁穷不死，茶山钵袋未曾传。”故戴复古诗云：“茶山衣钵放翁诗。”可以说，正是曾几“文章切忌参死句”的谆谆告诫，才让陆游“力孱气馁心自知”。只不过他虽然心有所感，但却无法由活法实现诗内超越，所以在南郑领悟诗外工夫后，又对活法与实践进行比较，希望诗人能够进入雄浑壮阔的现实天地。　　　　　　　　［ 对诗史的评点 ］　　陆游晚年写有《宋都曹屡寄诗且督和答，作此示之》一诗，系统讲述了自己的诗史观：　　　　古诗三千篇，删取财十一。　　　　每读先再拜，若听清庙瑟。　　　　诗降为楚骚，犹足中六律。　　　　天未丧斯文，杜老乃独出。　　　　陵迟至元白，固已可愤疾。　　　　及观晚唐作，令人欲焚笔。　　　　此风近复炽，隙穴始难窒。　　　　淫哇解移人，往往丧妙质。　　　　苦言告学者，切勿为所怵。　　　　杭川必至海，为道当择术。　　陆游很看重诗三百，尤以《豳风》为重，其中《七月》《东山》篇更甚，其诗涉此二篇颇多。《东山》讲东征，关乎国计，《七月》写农务，涉及民生，他在意的是二者记录的“圣贤事事”，也即“王业”与“淳风”。《楚辞》在陆游心中的地位要次于《诗经》。他说：“中年困忧患，聊欲希屈贾”“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文章要须到屈宋，万仞青霄下鸾凤”。较之于诗内营造流转圆美，他更加肯定走向诗外，强调与现实联系起来，进入雄浑自然的境界。　　陆游对杜诗评价很高，其《读杜诗》云：“常憎晚辈言诗史，清庙生民伯仲间。”在他眼中，杜诗既具“史”之性质，还具“经”之意蕴。迨至中晚唐，诗歌就开始滑坡了，且这次滑坡比“诗降为楚骚”要严重得多。楚骚“犹足中六律”，而元白让人“愤疾”，晚唐则足以焚笔。他这样贬低中晚唐尤其是晚唐的诗歌，当然与“此风近复炽”有关。当晚唐的诗风再度掀起之时，陆游频繁怀想在宋初拨转诗风、复续风雅的开山祖师，并以梅尧臣之雄浑诗风为诗风理想，代替瘦硬、圆美等以往的诗风导向。　　　　　　　　［ 对诗坛的指引 ］　　陆游曾多次批评晚唐诗歌，尤其是在晚年针对性地批评了突然出现的晚唐诗潮。淳熙十五年（1188），杨万里说：“只知轻薄唐将晚，更解攀翻晋以还。”次年又说：“晚唐异味同谁赏，近日诗人轻晚唐。”直到绍熙元年（1190），他还在感慨“晚唐异味今谁嗜”。不过到了嘉泰元年（1201），陆游就开始担心地说道：“文章光焰伏不起，甚者自谓宗晚唐。欧曾不生二苏死，我欲痛哭天茫茫。”可见晚唐诗风的兴起是非常迅速的，绍熙、庆元十年左右的时间，或使之压过了江西势头，让阅尽世事的陆游“痛哭天茫茫”。究其原因，又与“以文为一时宗”的大儒叶适息息相关。他对学习晚唐的永嘉四灵啧啧叹赏，以绝对的影响力推助了这一次的晚唐诗潮。　　关于陆游批评晚唐的原因，莫砺锋先生曾经做过非常准确的分析：“‘四灵’的诗专写琐碎之景，专咏纤细之情，意境枯窘贫薄，审美趣味过度地趋向内敛。在半壁山河沦陷于异族统治之下的风雨飘摇的时代里，‘四灵’的诗竟然如同一潭死水，这正是诗坛衰靡风气的典型体现。作为时代歌手的陆游对此当然不能容忍。”（《论陆游对晚唐诗的态度》）如此重视《东山》《七月》的诗人，怎会容许诗坛弥漫着这样纤仄的诗风。所以他要在论诗诗中予以拨转，如果诗骚、杜甫还过于遥远，那他就从渡江诗人的作品中汲引力量。他说：“渡江之初不暇给，诸老文辞今尚传。六十年间日衰靡，此事安可付之天。”又说：“中朝文有汉唐风，南渡诗人尚数公。正使词源有深浅，病怀羁思亦相同。”这种病怀羁思透露出诗人“娱忧纾愤”之志，大异于“纤巧摘裂”“卑陋俚俗”之作，正为当前气弱格卑的诗人所需要。　　通读陆游的论诗诗，我们能够感受到诗人穿越历史长河的伟大的诗学精神。无论是“工夫在诗外”的诗心自道，还是“为道当择术”的学诗箴言，抑或对于国计民生的深沉关怀，都让人感动、佩服，值得永远铭记、学习。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10日 13版：文史哲周刊 · “文学遗产”专栏）　　[ 相关报道 ] “亘古男儿一放翁 ——纪念陆游诞辰900周年特别活动”在国家图书馆举办（2025年11月10日13:21 人民网）　　 ————————　　陆游（1125年—1210年），字务观，号放翁，汉族，越州山阴（今绍兴）人，南宋文学家、史学家、爱国诗人。 　　陆游生逢北宋灭亡之际，少年时即深受家庭爱国思想的熏陶。宋高宗时，参加礼部考试，因受秦桧排斥而仕途不畅。宋孝宗即位后，赐进士出身，历任福州宁德县主簿、敕令所删定官、隆兴府通判等职，因坚持抗金，屡遭主和派排斥。乾道七年（1171年），应四川宣抚使王炎之邀，投身军旅，任职于南郑幕府。次年，幕府解散，陆游奉诏入蜀，与范成大相知。宋光宗继位后，升为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不久即因“嘲咏风月”罢官归居故里。嘉泰二年（1202年），宋宁宗诏陆游入京，主持编修孝宗、光宗《两朝实录》和《三朝史》，官至宝章阁待制。书成后，陆游长期蛰居山阴，嘉定二年（1210年）与世长辞，留绝笔《示儿》。　　陆游一生笔耕不辍，诗词文俱有很高成就，其诗语言平易晓畅、章法整饬谨严，兼具李白的雄奇奔放与杜甫的沉郁悲凉，尤以饱含爱国热情对后世影响深远。陆游亦有史才，他的《南唐书》，“简核有法”，史评色彩鲜明，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