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日本专家抛弃日本，涌入中国，表面看为了赚钱，实则另有目的   上海理工大学的光电实验室里，藤岛昭正带着团队调试新到的设备，这个场景在2021年前的日本几乎不可想象。   藤岛昭的履历在全球科研圈都很有分量。1967年，他跟导师本多健一一起发现了“本多-藤岛效应”，这个发现直接成了光催化技术的理论基础。小到玻璃的自我清洁涂层，大到太阳能制氢的核心反应，全都离不开这项技术的支撑。   2012年，他拿到了有“诺奖风向标”说法的引文桂冠奖，之后十几年里，他每次都是诺贝尔化学奖的热门候选人。可谁也没料到，这位行业里的权威人物，在日本的科研路会越走越窄。   2018年的一组数据最能说明情况，日本当年的科技研发总经费，只相当于中国同年的七分之一。藤岛昭想推进光催化效率提升的实验，申请到的经费连买一台高端反应釜都不够，更别说组建专门做产业化研究的团队了。   日本科研体系的僵化更让他犯愁，论资排辈的规矩下，年轻研究员只能按着前辈定好的方向做，根本没有突破创新的余地。他带着团队搞的光催化规模化应用研究，在日本找了十几家企业谈合作，全因为“风险太高”被拒绝了。   2021年8月，藤岛昭带着四十多人的核心研究团队全职加入上海理工大学，这个消息在中日科研圈同时掀起了波澜。没人敢相信这位诺贝尔化学奖的热门候选人会彻底离开日本，更没人料到中国能拿出这么足的诚意。   上海理工大学不光给他组建了光电材料与光催化国际研究院，还联合上海市政府给了数十亿日元的经费支持。   更关键的是，中国这边直接配齐了从基础实验到中试生产的全套设备，就连他之前在日本想都不敢想的MW级光催化制氢试验平台，不到半年就搭建好了。   藤岛昭到中国后的第一个突破性成果，就狠狠回应了那些说他“只为赚钱”的声音。他带来的光催化材料研发体系，从晶体结构设计到性能测试标准，直接补上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空白。   中科院过程所段东平团队靠着这套理论基础，2024年在河南郑州建成了多面体钛酸锶聚光催化制氢一体化MW级示范线，把光解水析氢效率提到了6mmol/h·g，生产成本控制在了12元每公斤。这个数据让日本同行都很震惊——他们同一时期的实验室数据还停留在3mmol/h·g，更别说落地产业化了。   藤岛昭的选择不是单独的例子，华中农业大学的日籍教授津田贤一的经历也能说明问题。   津田贤一之前在日本北海道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做过研究，还当过德国马克斯·普朗克植物育种研究所的课题组组长。2019年他受邀请来华的时候，本来只打算短期交流，可过了半年就主动提出要全职加盟。   津田贤一的研究方向是植物抗病性，他想弄明白植物和微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找到能让农作物少生病的办法。在日本的时候，他的实验只能在实验室里做小范围观察，想拿到不同地区的农作物样本都要等好几个月。   到了中国之后，学校直接帮他对接了湖北、河南、山东的好几个农业试验基地，一周之内就能拿到南北不同气候带的小麦、水稻样本。更让他意外的是，中国的“智慧农业云平台”能实时提供大量的病虫害数据，他的研究周期直接缩短了三分之二。   这些日本专家嘴上不说，心里都清楚一个关键情况：中国能给他们的，远不止不错的待遇。   藤岛昭现在正牵头研究光催化技术在医疗消杀领域的应用，上海的好几家医院直接给他们提供了试验场地，让他的团队在真实的医疗环境里调试抗菌涂层。他计划把抗体和光催化材料结合起来研发精准药物，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区马上就对接了上下游企业，从材料合成到临床试验的通道全打通了。   这种“基础研究-中试验证-产业落地”的快速转化能力，在日本根本不敢想。   再看日本本土，科研和产业之间的脱节越来越严重。日本的光催化基础研究专利数量还是世界第一，可相关的产业规模还不到中国的五分之一。   很多日本专家的研究成果只能放在论文里，企业要么没意愿转化，要么没有配套的产业链支撑。   津田贤一在日本的时候研发过一种水稻抗病菌种，直到他来中国三年后，日本农协才慢慢悠悠启动小规模试验，而中国早就已经在河南、安徽推广了十万亩，每亩平均增产超过15%。   中国的吸引力还藏在科研协同的深度里。藤岛昭在国内期间，和中科院金属研究所刘岗团队合作，用稀土钪掺杂二氧化钛的技术，把光解水产氢效率又提高了15%。   这种跨机构的深度合作在日本很难做到，日本科研机构之间的壁垒很严重，不同大学的团队甚至不愿意共享基础数据。   而在中国，从高校到中科院研究所，再到企业的研发中心，形成了一张协同创新的网络，只要是有价值的研究方向，很快就能把最优资源集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