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因当汉奸被判枪毙，被胡适等人救下，改判坐牢，49年出狱后曾决定去台湾，后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只评了一句话，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命运。 一个”文化汉奸”的命运，竟在一句话中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鲁迅的二弟周作人，从新文化运动的学者变为人人喊打的汉奸，又在生死攸关的时刻被胡适等人救下。出狱后本想去台湾，却在给毛主席的一封信后，彻底改写了人生轨迹。 1885年浙江绍兴周家新台门，诞生了一个注定要在历史上留下复杂印记的人物——周作人。他原名櫆寿，字星杓，是鲁迅的二弟，早年在三味书屋接受传统国学教育。1901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管轮班读书6年，专业科目都用英文书，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外语基础。 后来他和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等人留学日本，先读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希腊文和英文等西方语文，研读《远征记》等文学经典。回国后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东方文学系主任，燕京大学新文学系主任，是《新青年》的重要同人作者，与兄长鲁迅一道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抗战爆发后，北平沦陷，周作人选择了留守，这个决定成为他人生的分水岭。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由于妻子是日本人，不愿随校南迁，在她的劝说下，周作人选择了留下。1938年2月，周作人与何其巩、钱稻孙一同出席了日本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出席者还包括汉奸组织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等人以及日本占领军代表，此事传出，举国哗然。 茅盾、郁达夫、老舍等18名文艺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给周作人的公开信，痛斥周的行径，艾青则在《忏悔吧周作人》中以诗的语言提出严重警告。面对全国的声讨，周作人并未收手。1939年元旦，抗日杀奸团成员李如鹏带着助手赵尔仁，由燕京小组成员范旭带路前往周作人住宅行刺。虽然暗杀未能得逞，但这次事件成为了周作人投靠日伪的转折点。 此后，周作人正式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督办等职，彻底沦为文化汉奸。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说出了那句让人啼笑皆非的话：“我是被日本人一枪吓的。” 1945年12月6日，戴笠在北平举办宴会，将赴宴的汪伪高级汉奸照单逮捕，周作人虽未出席但在八道湾家中被捕。经过审判，1947年11月16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以”周作人共同同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判处有期徒刑14年。 关键时刻，文化界人士开始营救周作人。俞平伯给在美国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作人说情。在一些人的斡旋下，胡适替他证明有保全北大图书和设备之功，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后改判为10年。 1949年1月，南京解放前夕，李宗仁任代总统的国民党政府决定疏散监狱在押人员，有期徒刑的犯人可以担保释放，周作人重新获得了自由。出狱后，由尤炳圻父子陪同乘火车去上海，周作人被从窗户拉进挤满逃难人员的火车，65岁的他真切体验到了”逃难”的痛苦滋味。 在上海寄居期间，胡适多次邀请周作人同赴台湾。胡适与周作人惺惺相惜，深知周作人在中国文化方面功底深厚，兼又熟悉古希腊与日本传统文化，数次电话邀见周，意在挽周同赴台湾。但后来有人问周作人胡适邀他去台湾担保当中央研究院院士一事时，周摇摇头表示肯定不会去。 此时的周作人心中另有打算。周作人悄悄说：“南北通车了，我已经发出一书信给毛润之先生，毛先生在北大当图书馆馆员时见过面，有一次他来八道湾看鲁迅，鲁迅不在家，同我谈了一会儿”。1949年7月4日，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五六千字的长信，委托自己的学生把这封信送给董必武转交。 这封信成为决定周作人命运的关键。据有关人士回忆，毛泽东曾看过这封信，看完之后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周作人后来的命运似乎就由毛泽东的这番话决定了。 1949年8月14日，周作人抵达北平，10月18日在儿子周丰一陪同下回到阔别三年多的八道湾家中，开始重新翻译英国作家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1951年，周作人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毛的秘书胡乔木报告说周作人要求不要没收房屋，不当他是汉奸，毛泽东批了”照办”。 从1952年8月起，周作人出任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制外特约译者，每月预支稿费200元人民币，后调高到每月400元，专门翻译希腊古典文学和日本古典文学。 1967年5月6日早晨，张菼芳照例给公公倒完马桶准备好开水就上班去了，下午两点多邻居发现周作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等张菼芳赶回家后发现周作人浑身早已冰凉。周丰一夫妇只是匆匆销了户口，火化了事，连骨灰匣都没敢拿回来。 周作人的一生充满了争议与矛盾，从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到汉奸，从死刑到翻译家，毛主席的那句评价不仅拯救了他的性命，也为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划定了最后的人生轨迹。 这个故事让你如何看待历史人物的复杂性？在民族大义面前，文化价值是否可以成为宽恕的理由？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