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范蠡的二儿子杀了人，他让长子带千两黄金去营救。临行前，范蠡再三叮嘱：“把钱给了后，不要多说一句话。否则，你弟弟性命不保。”长子玩起了心思，没有听范蠡的话，最后带回了弟弟的尸体。 最初，范蠡想派去的，不是长子，而是不学无术的小儿子。 妻子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夫君！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小儿子做事毛躁，怎能担当？长子稳重，理应由他去！” 长子也跪下了，梗着脖子说：“父亲，弟弟有难，做兄长的责无旁贷。您若派幼弟去，就是不信任我。” 范蠡看着长子，长长地叹了口气。 他知道，这个儿子，什么都好，就是有一点不好：他太爱钱了。 因为长子是跟着他一起白手起家、吃过苦的，每一文钱都看得比命重。而小儿子，生在富贵乡，挥金如土，从不知钱为何物。 范蠡最终还是妥协了。他把一个麻袋交给长子，里面装的是千两黄金。 他看着儿子的眼睛，郑重地嘱咐说：“到了楚国，去找一个叫庄生的人。他家很穷，你把这封书信和千两黄金交给他，然后转身就走。不要回头，更不要多说一个字。” “记住，”范蠡的声音压得极低，“你说的每一个多余的字，都会变成插在你弟弟心口的一把刀。” 长子到了楚国，找到了庄生。 那是一座破败的院子，庄生穿着打补丁的衣服，正在院里劈柴。长子心中起了疑：这样一个人，真能救弟弟的命？ 他按照父亲的吩咐，将书信和黄金交给了庄生，转身便走。 庄生对他说：“你可以回去了。你弟弟出狱那天，不要来见我。” 长子送完黄金后，并没有走，而是在楚都留了下来，用他手中所带的那另外的几百两金子去贿赂楚国的官员。 庄生收下金子，并没有去贿赂狱卒，也没有去拜见权贵。他只做了一件事：等。 他在等一个天象。 几天后，夜观星象的庄生，在一个深夜，独自走进了楚王的宫殿。 他对楚王说：“大王，臣夜观天象，发现某星移位，正对我国分野，此乃不祥之兆，恐有灾祸。” 楚王一向信奉天命，对庄生的学问更是深信不疑，顿时面露忧色：“那依先生之见，该当如何化解？” 庄生躬身回答：“天降警示，唯有广施恩德方可禳除。大王若能大赦天下，以彰仁德，则灾祸自消。” 楚王深以为然：“先生所言极是，我明日即办。” 说完，楚王立刻下了一道命令：连夜派人，将国库的金库全部封存起来。 这道命令，在楚国都城的权贵圈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封金库，就是要大赦天下的前兆。 消息很快就传到了范蠡长子的耳朵里。那些收了他私下打点好处的官员，纷纷向他道贺：“恭喜公子，大王昨夜已下令封库，不日即将大赦，令弟不日即可出狱！” 长子心中狂喜。他想，原来是天意如此，跟那个穷酸的庄生根本没有关系！父亲那千两黄金，岂不是白白打了水漂？ 一想到那沉甸甸的一麻袋金子，他的心就像被针扎一样疼。 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再次敲开了庄生的家门。 “先生，”他挤出笑容，躬身作揖，“听闻楚王不日将大赦天下，家弟蒙天恩得以出狱。父亲送您的黄金，或许……不再需要了。” 庄生正在吃饭，桌上只有一碗糙米饭和一碟咸菜。 他放下筷子，静静地看着范蠡的长子，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丝怜悯。 他站起身，走进里屋，把那个原封未动的麻袋搬了出来，放在地上。 “你拿走吧。”他说。 长子如释重负，扛着麻袋，兴高采烈地走了。 他走后，觉得被戏耍的庄生立刻再次进宫，求见楚王。 庄生对楚王说：“大王，臣听闻，市井皆言，您之所以要大赦天下，是因为陶地的大富商范蠡，用重金买通了您身边的人，为其杀人犯儿子脱罪。” 楚王勃然大怒：“一派胡言！” 庄生跪下，叩首道：“百姓愚昧，但流言可畏。为显大王之圣明，证国法之公正，臣恳请大王，先杀掉范蠡之子，再行大赦。如此，天下方知，您的恩典，绝非为富人而设！” 楚王觉得，言之有理。 当天，一道旨意下达：将范蠡次子，立即处斩。 当长子还在客栈里美滋滋地盘算着如何将这“失而复得”的千两黄金带回家时，他等来的，不是大赦的消息，而是弟弟被斩首的噩耗。 他带着弟弟冰冷的尸体，回到了家。 范蠡正在院子里喝茶，看到运尸的马车，他没有起身，甚至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他看着那口薄皮棺材，平静地说：“我早就知道，他会带着老二的尸体回来。他不是不爱他弟弟，他是太爱钱了。” 这个故事，后来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 它说的不是一个营救失败的悲剧，而是一个关于认知的寓言。 范蠡送出的千两黄金，买的不是一条性命，而是一个承诺，一份尊重，和一个君子的人格。长子却只把它看作一笔可以计较盈亏的买卖。 当他回去讨要金子的时候，他要回的不是钱，而是父亲赌上的一切——信任、尊严和人情。 他以为自己省下了一笔巨款，却为此付出了弟弟的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