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讯（王雨菲）在第二十二届北京论坛开幕式上，全球顶尖专家学者围绕“数智时代与文明共生”这一主题展开深度对话。在论坛对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宏大议题的探讨中，我们似乎更迫切地需要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技术日益主导的时代，人应如何自处？中国传统哲学又能为今天的人类提供哪些独特的精神资源？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在论坛现场采访了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哲学系主任程乐松。

程乐松教授接受访谈。

中国网：本次论坛主题是“数智时代与文明共生”。您经常强调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性，那在当前这个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飞速发展的时代，您认为能否通过中国传统智慧来应对人与科技的新关系？

程乐松：其实，去应对人与技术的关系，最终还是在应对人与自身的关系。中国传统的思想中最重要的资源就是人与自身的关系。这些具体的思想资源转化为当下的问题，就可以表述为：人如何处理自身的创造力，并且在创造力的意义上保持一种克制和谦卑的态度。在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以后，主体哲学的滥觞在推动现代化的同时，也带来了人对自身理性能力的过度信任。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让人们觉得可以创造出一个新的智能体，实际上，这是人以独特的方式取得“上帝视角”，人类认为自己可以最终获取所有的知识，并以此征服和掌控全世界，其中也包括人的意识和感情、认知，这种独特的超迈视角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人固有的“有限性”。这也推动我们尝试去创造我们可能无法控制的技术，同时，我们也对于这种创造保持着相对盲目的乐观态度。然而，这种技术创造的可能后果中，有很大的可能性是我们根本无法承担的，这是我们在乐观情绪走向盲目之前必须冷静思考的问题。

中国网：在当代快节奏、高压的数字生活中，不少人在焦虑中寻求一种精神安顿，例如“电子木鱼”、“佛系躺平”等文化现象。您认为哲学可以成为生活的解药吗？哲学思想该如何融入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才能成为他们真正的精神资源，而非一时的文化消费品？

程乐松：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待这个问题。首先，哲学不可能成为任何生活困境的解药或直接解决方案。正如我们熟知的那样，人们倾向于把所谓的“解药”想象成了一个技术化或者工具化解决方案。然而，这种解决方案式的思维在人的精神生活中并不适用。因为人和人是不同的，人们的精神生活之间有巨大的跨度，并没有一个标准化的精神生活方式。此外，哲学的价值在于它可以帮助人们去理解，特定的生活困境的生成机制或内在动因，从而慰藉人们难以排解的焦虑和无助情绪。换言之，哲学可能并不能直接地让你活得更好，却有可能让你知道你为什么活得不甚如意。另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是：为什么当今人们总喜欢在手机屏幕中不断地去浏览各种信息、沉湎于不断涌来的视频或其他类型的“消遣”？似乎我们是自愿被淹没在各种信息之中，然而，大家可能都会同意的是，这些信息绝大部分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之所以会有这种看似矛盾的状况，是因为我们怕做出选择，专注地做一件事情，或投身于日常生活的真实世界。因为我们害怕面对想象出来的“信息差”、害怕失去“机会”，害怕因为专注而失去选择的空间。实际上，做出选择意味着必须负担与之俱来的成本和风险，我们因为害怕承担风险而恐惧选择，这种焦虑和恐惧推着我们不断地转换。逐步地，在持续转换带来的倦怠中选择的放弃或自我否定。然而，不夸张地说，即使是彻底放弃，其实也是一种选择。

放弃选择是当下成本效益最高、但是未来成本效益最低的一种应对日常生活的方式。不妨说，哲学没办法直接解决什么问题，但是可以教我们如何去反思问题的根由并得到解决它的勇气，例如理解不敢选择的恐惧的根源，从而避免把自己沉浸于无效的信息中，不再逃避面向现实生活的真实感。

对于当下的大多数人而言，哲学倡导的深度阅读似乎是没有什么效益的选择。然而，深度阅读却可以让我们直接感受人类历史上那些最伟大的心灵，这些伟大的思想家面对的、根本意义的追问和意义建构的挑战说到底是与我们差不多的。这是从一个人生意义的底层结构上来思考，我们必然会得出的结论——人类的悲喜原本就是相通的，只是在不同的时代的表现形态有很大的差异。例如，我应该热爱什么？我应该期待什么？我是谁？我的意义在哪里？我应该过一个怎样恰当的生活？这些问题都是始终萦绕着不同时代人们的根本问题。

因此，在我看来，所有的“沉溺”大概可以被视作另一种形式的逃避，这种逃避的根源可能是恐惧。从这个意义上看，如果哲学能做什么的话，大概可以这样表述：哲学可以帮助我们打开一条达到更加理性和深入的自我理解的道路，并且沿着这个道路获得投身生活的勇气，避免被恐惧和焦虑裹挟，用平和的态度面对自我的成长和时代的变迁。

（主编：郑海滨；责编：王雨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