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群教授抛出惊人言论：“我研究了50年史记，发现一个惊人的规律，杀一人有罪，杀万人为王，屠十万人为将，灭百万人为帝。一将功成万骨枯，一帝霸业百战成，可怜白骨攒孤冢，尽为将相觅战功，几千年的历史，就是一部真人大逃杀，所有人都想做人上人，爬不上去的，只能沦为尸体，爬上去的，都是踩着别人的尸体。” 王立群教授的这一番话，源于他对《史记》的长期钻研，这部由司马迁编撰的巨著，记录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的数千年风云变幻，却总在帝王将相间游走，鲜少顾及底层民众的命运。教授指出，历史并非单纯的英雄叙事，而是权力更迭的血腥逻辑。在战国时代，秦国的军功爵制就是典型，它以敌首计数来论功行赏，一个普通士兵杀一人可升一级，层层累积直至封侯。这种制度看似激励士气，实则将杀戮转化为晋升阶梯。白起作为秦将，早年出身农家，通过伊阙之战斩首24万韩魏联军，一跃封为武安君。他的长平之战更残酷，坑杀赵国40万降卒，直接导致赵国元气大伤。这不是孤例，而是时代产物：诸侯争霸下，生存即靠吞并，弱肉强食的法则让杀戮成为常态。教授强调，这种规律不是巧合，而是制度与野心的合力，推动无数人卷入无休止的厮杀。 放眼《史记》所述诸雄，项羽的行径同样印证了这一铁律。楚汉相争时，项羽在新安坑杀秦降卒20万，这些士兵本已投降，却因旧恨被集体处决。这20万人并非战场阵亡，而是被当作清除隐患的工具。项羽以此震慑关中，短暂称霸，却也埋下人心向背的种子。曹操在官渡之战后，对袁绍降卒7万同样下令坑杀，理由是防患未然。这种做法在当时被视为战略智慧，却忽略了那些士兵的家庭与未来。教授的观点直指核心：这些将领的“功绩”往往以数字计，史书上寥寥几笔“大捷”，掩盖了尸横遍野的现实。秦始皇统一六国，更是将杀戮推向极致，前221年灭齐后，累计战死逾百万，统一后的徭役又致死数十万劳工。长城、阿房宫、骊山陵，这些工程虽成伟业，却以民命堆砌。教授借此揭示，帝王的“书同文、车同轨”背后，是无数普通人的无声消逝。 这种权力逻辑并非局限于秦汉，而是贯穿中国古代王朝更迭。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亲手除掉兄弟建成与元吉，坐稳唐位后开启贞观之治，史书赞其英明，却鲜提那场宫廷血案的代价。朱棣靖难之役，起兵四年，杀戮数十万军民，篡侄位后成为永乐帝，下西洋、迁都北京，这些成就同样踩着尸骨而成。教授剖析道，如果这些人物失败，便是“弑兄弑侄”的贼子；胜出后，规则即由他们重写。历史的书写者往往追随胜者，弱者仅剩数字或空白。这不是道德评判，而是事实陈述：权力尺子随势力倾斜，输家永被钉在耻辱柱上。几千年间，这种模式反复上演，从春秋战国到明清更迭，无一例外地将底层民众推向祭坛。 王立群教授的洞见，还延伸到史书成书的机制。《史记》虽被誉为“史学之绝唱”，但司马迁本人也深受其害，因李陵案遭宫刑，仍坚持著述。这部书虽详实，却受时代局限，帝王视角主导叙事，将相功业被放大，卒子姓名则湮灭无闻。教授指出，古代史学多为“官修”，自然偏向统治者，杀戮被包装成“开疆拓土”。譬如白起的武安君封号，本意是“武力安定”，实则源于屠杀积累。项羽的“英勇”在《史记》中被歌颂，却忽略坑杀的残忍。曹操的“挟天子令诸侯”成典故，官渡坑卒则成注脚。这种选择性记录，让后人误以为历史是英雄独角戏，忽略了万骨枯的底色。教授呼吁，读史需剥离光环，直面血腥，方能理解权力如何以牺牲多数换取少数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