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非常通透的话： “人活得太长不一定是好事。六十岁走，身体还好，觉得可惜。等到八九十岁，该看的都看了，能放下的也放下了，这时走，心里很平静。” 庄子：“寿则多辱。” 道家先贤早在两千年前便洞察到，过长的寿命可能伴随着尊严的折损与身心的屈辱。生命的价值不应简单以年岁衡量，当生存质量急剧下降时，长寿反而成为一种负担。 塞涅卡：“生命如同故事，重要的不是它有多长，而是它有多好。” 我们应当追求一个“好”的故事，有开头、有高潮、有恰如其分的结尾，而非仅仅追求篇幅的冗长。 孔子：“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到了六七十岁，已通晓世事，内心平和，行为自在而合规。此时，人生的功课已基本完成，内心已无太多挂碍。 弘一法师：“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这是生命圆满时的境界，如同春天的枝头开满花朵，夜空的明月完美无缺。在精神与阅历都达到充盈状态时谢世，便是一种“圆寂”，了无遗憾。 蒙田：“生命的用途不在长短，而在乎我们怎样利用它。有的人活得很久，却几乎没活过。” 他警示我们，若长寿只是肉体存在的延续，而精神早已停滞或陷入痛苦，那便是对生命的辜负。 《圣经·传道书》：“生有时，死有时。” 万物皆有定时，死亡亦是自然律的一部分。在合适的时机平静离去，正如在盛宴高潮时退场，保全了生命的尊严与体面。 现代医学创造了奇迹，将许多曾经的“绝症”变为可管理的“慢性病”。但这却带来了一个残酷的悖论：我们成功延长了生命的“尾声”，却未必能延长它的“华彩乐章”。 许多高龄老人面临着“该看的都看了，能放下的也放下了”之后，漫长而无意义的生命滞留期。 他们意识清醒，却困于衰败的躯体；记忆清晰，却只能日复一日地重复最简单的日常。 对于他们而言，长寿不再是福报，而是一种等待终结的“缓刑”。 这时离去，内心平静，不是因为厌倦，而是因为圆满与释然。 人生如同一部戏剧。 六十岁，往往是事业落幕、子女成人，刚刚卸下重担，准备享受生活之时，此时离去，观众亲友会觉得剧情戛然而止，万分“可惜”。 而到了八九十岁，人生的所有主要情节，奋斗、成家、养育、传承，均已上演完毕。 戏剧的高潮已过，若强行加戏，往往只剩下重复和琐碎。 此时，作为一个完整的、有头有尾的故事，已然可以落幕。 平静地“走”，是对这部人生之剧艺术完整性的最好维护。 人在社会中生存，通过各种角色，父母、员工、朋友来确认自身价值。 随着年龄增长，这些角色逐一剥离：退休后不再是“工作者”，伴侣离去后不再是“丈夫”或“妻子”，当朋友们一个个先走，甚至“朋友”这个角色也名存实亡。 当所有社会角色都卸下后，那个纯粹的“自我”便赤裸地暴露在时间的荒野中。 老街坊所说的“能放下的也放下了”，放下的不仅是财物与执念，更是这一系列的社会身份。 当一个人与世界的所有连接都已松手，平静地告别，便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精神需求。 每个人的尊严仿佛都有一个“存量”。 年轻时，我们可以用健康、活力、能力来充盈它。而随着衰老，这个存量会因疾病的羞辱、对他人的依赖、记忆的衰退而不断消耗。 在六十岁时，尊严存量尚且充足，此时离去，自然觉得“可惜”。 而到了八九十岁，在尊严被消耗殆尽之前，在变成一个自己都感到陌生的“累赘”之前，清醒地、平静地告别，何尝不是一种对自己一生尊严的最终守护？ 这不是消极，而是一种深刻的生命自主权意识，一种“适时而止”的大智慧。 有尊严、有意识、有质量的生命，远比单纯呼吸的延续更为重要。 我们要重新审视现代医疗的伦理边界，在“能”延长生命的同时，更需要思考“应不应该”无限度地延长。 我们规划自己的人生尾声，不仅思考如何“生”，也思考如何“死”，力求在生命画卷的末尾，画上一个圆满的句点，而非一串无力延伸的省略号。 生命的艺术，不仅包括如何尽情地活，也包括如何得体地告别。 当我们能够像这位老街坊一样，平静地谈论和面对生命的终点，我们便获得了一种真正的自由。 不再被对死亡的恐惧所奴役，从而能在有限的生命里，更专注、更真诚、更投入地去生活，去爱，去创造。 直至某一天，如同秋叶般静美地飘落，融入大地，完成一次圆满的轮回。这，或许就是生命最好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