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腾讯现场调证的律师同行传来好消息，调证窗口发布了业务办理的补充公告，根据新的规则，补充公告解释了如何缓解线下流程压力的新措施和不再必须提供手机号，但是要求在《调查令》中明确指定接收密钥的安全方式(如法院专用电子邮箱、或其他经法院认可的安全接收通道等)。 此外，还提到为做好提速增效，全新“AI预审助手”预计于2025年底前上线试运行，提供线上材料预审与预约服务，一键预约办理时间。正积极与相关主管部门沟通，致力于探索并建立安全、可信、便捷的线上调证机制。 说实话，看到这个消息心理还颇有感触。中国的司法实践中，案件多、取证难、调证复杂的问题长期存在，腾讯也听到了律师同行们的心声，“在安全与效率之间找到更好平衡”，说白了就是既要严格保护用户的个人信息，还得在服务上让律师开心满意。 这次变动其实很好的平衡了数据安全与司法效率二者之间的矛盾。而构建安全的司法调证环境，是需从平台合规义务、律师执业边界与司法机关监管责任三个维度协同发力。 第一，律师滥用调查令和数据泄露已成为数据安全的现实威胁。 律师调查令本是法律规定为了查明案件事实而设，如今却被少数律师玩出了新花样。江苏无锡一起案件中，执业律师与他人合谋，虚构案件、伪造文书，调取大量公民个人信息后公然售卖，涉案金额高达300余万元，最终被列入公安部十大典型案例。这类事件并非个例。上海律师洪某因经济压力，将调取的户籍信息明码标价，每条30-40元，最终获利6万余元而锒铛入狱。北京律师李某同样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判四年徒刑，律师生涯就此终结。一名律师“一时经济紧张”非法调取户籍信息售卖获利数万，因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获刑。 这些案例都在警示我们，《刑法》第253条不是摆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最高可判七年；《律师法》第49条，律师严重违反执业纪律，执业资格会被吊销。 第二，平台合规是数据安全法下的法定责任。不论是阿里、字节、腾讯等这样的互联网平台，还是各家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都有义务按照法律规定将依法应当配合提供的信息，加密传输至承办法院。而腾讯此次规则调整，实则是《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后的选择。法律明确要求数据处理者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障数据安全，这份责任不会因为持有调查令而消失。数据加密以及密钥分离传输看似增加了流程复杂度，其实是增加了保障的有效性。只有法官才能收到调查材料，没有法官的密钥，任何人都无法解密。这种设计在技术上设置了双保险。 值得肯定的是，平台在守住安全的同时，也开始通过技术手段提升效率。AI预审助手和线上调证模式的探索，正是朝着既要安全又要效率方向迈出的实质性一步。 第三，司法调证数据安全需法院、律师、平台形成共治合力。 法院作为守门人，必须严格审查每份调查令的必要性，精准界定调取范围。律师作为使用者，要时刻牢记执业边界，恪守最小必要原则。调查令是查明案情的工具，而不是生财之道。 平台作为保管者，则需要不断优化流程，在合规与便利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毕竟，司法的效率同样关乎公平正义的实现。 现实中，不少律师抱怨传统调证流程繁琐，时间长、成本高、效率低。这些痛点确实存在，也正因如此，平台的合规措施更需要把握好度，既不能过松导致安全失守，也不能过紧影响正常司法工作。 腾讯的这次调整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样本，安全要求没有降低，但实现方式更加灵活。但是还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多探索更安全可行的技术对接方案，达到符合多方诉求的最大公约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