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东条冥郎看到女儿的尸体被完整运回，忽然像被电击一样兴奋，一把抽出腰间的短刀，扑过去划开女儿的腹部，掏出一颗肉色小胶丸，胶丸却在掌心里炸成血雾。 那一声闷响，像把旧时代的门闩炸断，也把父女俩的名字钉进暗处的档案。 东条冥郎的履历不算长，却足够密实，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先去关东军宪兵队，后来调去上海，在虹口一座旧纱厂里办起敢死队学校，专挑穷苦少年，教他们游泳，拆枪，记船型，用极少的饭和极多的耳光把服从打进骨头。 他把课程表排得像列车时刻，早上四点起床，夜里十一点熄灯，中间插十分钟吃饭，十分钟上厕所，其余时间全在练，练到有人晕倒，就用冷水浇醒接着练。 女儿枝子从小跟着母亲在码头卖饭团，听多了汽笛，看得懂船身上的英文字母，十二岁就能画出驱逐舰的侧影，十六岁被父亲接走，直接插进高级班，和男孩一起跑十公里，一起学莫尔斯电码。 冥郎对枝子的要求比对别人更狠，别人做错动作挨一棍，她做错就挨两棍，理由是，你是东条家的种，不能让人看出破绽。 1937年冬天，枝子第一次被派出去，任务是混进香港船厂，把英国新巡洋舰的推进轴尺寸记下来，她给自己取了个中国名字，叫阿芝，穿阴丹士林布旗袍，在船厂门口卖花生糖，三个月后把数据画在糖纸上带回来，冥郎看完只说一句，下次别用铅笔，用钢笔，线条细，不容易洇。 第二次任务更危险，要她装成护士，登上一条开往新加坡的医疗船，把船上无线电室的位置画出来，枝子照做，却在回程途中染了伤寒，船还没到上海，人已经断气。 尸体被装进白木箱，用海军旗裹着，贴上封条，从上海码头一路送到虹口纱厂，工友们都低着头，不敢看冥郎的脸。 冥郎亲手拆封条，开箱子，像验收一件仪器，先摸脉搏，再翻眼皮，最后才拿刀，动作轻得像在拆礼物，刀尖划破皮肤时，屋里只剩雨点敲铁皮屋顶的声音。 胶丸藏在胃小弯后面，用肠线缝了两针，外面再抹一层胃黏液，肉眼几乎分辨不出，冥郎把它捏出来，举到灯下，胶丸里卷着一张薄如蝉翼的胶片，还没等他展开，微型雷管被胃酸腐蚀短路，火光一闪，胶片连着他的指尖一起烧黑。 爆炸声不大，却把在场所有人的耳膜震得发闷，冥郎的手掌被削去一块肉，血顺腕子往下淌，他却咧嘴笑，像终于确认了什么。 那天夜里，他独自坐在教室黑板前，把剩下的半截胶片放在酒精灯上烤，图像慢慢显出来，是一组无线电呼号，旁边还有一句英文，字迹太小，只能认出最后两个单词，good luck。 第二天，他宣布枝子以军礼下葬，坟地选在纱厂后墙根，不立碑，只插一根旧螺旋桨叶片，叶片上刻一行数字，是枝子第一次测出的巡洋舰吃水深度。 多年后，有人在东京审判的卷宗里翻到一页笔录，问冥郎为何舍得让亲生女儿送死，他回答得很轻，像在说别人的事，国家需要零件，零件不分血缘。 这句话后来被删去，没出现在公开记录里，只在某份英译草稿的边角留下铅笔痕迹，字迹潦草，像匆忙写下的备忘。 今天翻旧报纸，偶尔还能找到当年香港船厂的火灾报道，说一名卖糖少女失踪，现场只留一篮焦黑的糖块，没人把这条小新闻和后来的太平洋战争联系起来，历史就是这样，把大事件拆成碎片，撒在不起眼的角落，等人慢慢去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