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应景与应付之作，那很可能就是《循吏列传》。太史公对汉武一朝之不满情绪，就都在《循吏列传》中表现了出来。也可以说，《循吏列传》从侧面表达了太史公不愿正面说出的隐秘心事。 太史公在《循吏列传》共写了五个循吏，分别是：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这里有一个问题是，这些人都是春秋战国间人，属于汉代或汉帝时期的人，一个都没有。难道汉初到武帝六七十年时间里，一个循吏都没有吗？非也。 若是查看班固《汉书》的《循吏列传》，就可以发现，班固所提到的武帝时期的循吏有三个，　　 分别是董仲舒、公孫弘、兒寬，班固认为他们“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天子器之。仲舒數謝病去，弘、寬至三公”。另外，班固重点写了景帝末年的地方官文翁，写他的重文教与化育民风之功，“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若是再联系太史公的《酷吏列传》看这个问题，就更明显了。《循吏列传》汉代的官员一个没有，而《酷吏列传》所写武帝时的“酷吏”满满登登，最少有十个之多。但若把这些所谓“酷吏”拿来与唐时酷吏相比，他们连小巫见大巫之“小巫”都不是，就是太史公在末尾对这些“酷吏”身上的优点，也加以点评表彰。   太史公在写作《史记》时，暗含着不少偏见。而正是这些偏见，让《史记》绝不同于其他史书，有时甚至会让他的史书更精彩，因为这其中有着活人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