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7月，胡乔木提出一个在当时看来石破天惊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自动地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和高速度地发展。”他的这番言论，很让一些思想僵化的人们反感，并且大肆攻击。 那会儿的中国刚从十年动乱里缓过劲，可经济上的疙瘩没人敢碰。大家习惯了把 “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挂在嘴边，仿佛只要制度在，经济自然就能往上冲。胡乔木敢说 “不能自动保证”，等于在所有人默认的规矩上划了道口子。 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国社科院院长，前一个月还在中央党校讲《科学态度和革命文风》，劝大家摆脱偏见束缚。这份底气让他在务虚会上没绕弯子，紧跟着就补了话，说制度本身没问题，但得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靠长官意志瞎指挥。 这话可捅了马蜂窝，散会没两天，就有理论文章开始批驳。有人直接给中央写信，说这是在否定社会主义根基，甚至扣上 “修正主义言论” 的帽子。机关大院里的议论更直接，有老干部拍着桌子骂，说 “辛辛苦苦建立的制度，凭什么被这么说”，还有人觉得这是受了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要搞资本主义一套。 他们没想想，当时的经济早被僵化的管理拖得喘不过气。东北的钢厂按计划生产钢材，堆在仓库里锈成废铁，可南方的农机厂却缺钢材停产；农村按指标种粮食，有的地方明明缺水还硬种水稻，最后收成不够种子钱。这些事儿基层干部看在眼里，却没人敢说 “计划不对”，只能跟着喊口号。 而且胡乔木的发言其实藏着更深的意思，他在发言稿里举了好几个例子，说苏联搞计划经济也走了弯路，我们不能照搬老一套。参与起草的马洪后来回忆，为了 “自动” 这两个字，他们改了好几遍，就怕被曲解成否定制度，可胡乔木坚持要留着，说 “就得戳破这个迷思”。 那会儿全国正借着真理标准大讨论松动思想，5 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刚引发轰动，胡乔木 6 月就在中央党校讲要 “认识客观真理”。他的观点刚好踩在这个节点上，成了思想解放在经济领域的破口。有人私下说这是 “借东风”，可更多人觉得，是时候有人站出来说真话了。 反对的声音没持续太久，9 月务虚会结束，李先念在总结讲话里专门提到 “按经济规律办事”，等于给胡乔木的观点定了调。地方上的反应更实在，江苏、广东的干部开始试点调整计划，把滞销的工业品换成农民需要的农具，没想到产量立马上去了。这些变化传到北京，骂声渐渐小了。 更有意思的是，这份发言里的不少想法，后来都融进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胡乔木主持起草公报时，特意加了 “重视价值规律”“克服主观主义” 的内容，这些话跟 7 月的发言一脉相承。基层干部开会学习时都说，“原来胡院长那会儿说的，就是要咱们实事求是搞经济”。 没过多久，“按经济规律办事，不按长官意志办事” 的口号传遍全国。车间里的工人、田埂上的农民都在说，制度是好的，但得懂门道。有老会计翻出账本感慨，早几年要是能按规律来，多少冤枉钱都能省下来。 后来有人问胡乔木，当时就不怕被批倒吗？他笑着说，搞经济不能自欺欺人，制度再好，不尊重规律也白搭。这话放在今天看稀松平常，可在 1978 年那个夏天，敢把 “制度” 和 “经济规律” 拆开来谈，需要的不光是学识，更是勇气。 那些当初骂得最凶的人，后来也慢慢闭了嘴。看到农村包产到户粮食增产，看到工厂按市场需求生产赚钱，没人再提 “修正主义” 的帽子。大家渐渐明白，胡乔木从不是要否定什么，而是想让社会主义制度真正发挥出力量。 1978 年的冬天来得早，可思想解放的暖风已经吹起来了。后来改革开放的诸多实践，其实都能在那句话里找到源头，好的制度，得配上科学的方法，才能真正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