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逝世后，邓颖超收到一封神秘来信，8年后才见到写信之人 1948年大年初一，晋察冀寒风刺骨，邓颖超在农舍昏暗的油灯下写信给陕北的周恩来，请他就土地改革细节再作指点。那时她并不知道，二十八年后，一件与“过年”有关的意外礼物会把她和素未谋面的天津青年紧紧联结在一起。 1976年1月8日，北京协和医院灯光彻夜未熄。清晨六时许，监护仪归于平静，周恩来生命定格。邓颖超俯身轻唤“恩来”，声音颤得厉害。护士拉起白单，赵炜搀扶她离开病房，担心情绪失控诱发心脏旧疾。邓颖超低声说了一句：“走吧，还有很多事要做。” 随后几天，她一针一线审核遗物清单，电告外地亲友“无须来京”，并交代“各归岗位继续努力，这才算告慰”。1月15日追悼大会结束，她对身边人第一次提到“春节”。语气平平，却藏不住空落：“西花厅要准备年夜饭，可桌那头没有他了。” 农历腊月二十五，赵炜正在整理慰问信，门口卫士递来一个灰布包裹和一封信，盖有“人民日报收转”公章。邓颖超接过包裹时迟疑片刻：“人民日报怎么成了邮局？”拆开一看，一件深灰色丝绵袄叠得方正，信纸署名“天津红桥区服装二厂七十三名青年工人”。 信写得直白：“总理离去，我们是他和邓大姐的孩子。春节将至，请收下我们做的小棉袄。”末页还画了一只笑脸。邓颖超抬头，轻叹：“尺寸倒合身，倒叫人犯难——不收伤他们心，收了违我旧例。”赵炜提议：“付成本，礼意在心。”她点头：“三十元，不能多，也不能少。” 3月初，回信寄往天津。几日后，青年们复信称款已用于购书，并附一袋糖块，“请邓妈妈分给西花厅的同志”。至此，双方通信渐成习惯，却一直无缘相见。 时间滑到1984年6月。邓颖超结束泰山考察，专列经停天津。车刚进站，她对市委工作人员提出一个小要求：“帮我找找那七十三个孩子。”服装二厂早已改名，员工各奔东西，调查组辗转数周才凑齐名单：一人病逝，一人卧床，其余悉数联络到位。 7月4日午后，市政府小礼堂。邓颖超推门进来，径直走到工人队伍前，逐一握手。有人劝她“别太劳累”，她摆手：“一针一线记得清楚，人怎能混着数？”握到第六十位时，后排一名工人激动脱口：“邓妈妈，棉袄穿得暖吗？”全场瞬间放松，笑声与眼泪一起涌出。 短暂寒暄后，工人代表讲述当年细节：每人凑五角买料，老裁缝凭电视画面估尺寸；邮局三次拒收，只得改寄人民日报；绵袄里加双层丝棉，怕北京湿冷。邓颖超听得频频点头：“我把它视作珍品，穿过两个冬天，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披着它去开会。” 离别前，她写下一行字送给青年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潮中，要敢想、敢干、敢为天下先。”词不多，却有力。七十三名工人又一次排队与她握手，这一次，没有人再劝阻。 车窗外，津城暮色将合。列车启动时，赵炜低声提示“该休息了”。邓颖超注视着远去的站台，轻轻合上日记本。封面夹着那封八年前的手写信，纸角已经发黄，却依旧平整。因一件棉袄结下的情谊，就这样被她珍藏到生命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