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冬，他瞒着妻子，颤抖着手将一管不明液体灌进了不满一周岁的儿子嘴里。看着儿子的笑脸，他却早已痛哭流涕道：“儿子，对不起，为了亿万婴儿的生命，爸爸只能这样做了！” 1926年6月，顾方舟出生在上海，4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周瑶琴为了养家，独自去杭州学习助产技术，1934年从杭州广济助产职业学校毕业后，带着8岁的顾方舟到天津，在英租界做职业助产士。少年时代的顾方舟每天要拿着通行证穿过日军关卡去上学，日本兵强迫学生向太阳旗鞠躬，稍有不从就拳打脚踢，课堂上还要被迫学习日语。这些屈辱经历让他立志要为国家做点事情。 1944年，18岁的顾方舟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当时中国婴儿死亡率高达17%至20%，农村居民平均寿命仅33岁。在公共卫生教授严镜清的课上，顾方舟了解到传染病大流行的严重性，他想通了一件事：当医生一年能救几个人？搞公共卫生能救成千上万人。大学毕业后，顾方舟放弃了当临床医生，转而投身病毒学研究和公共卫生事业。 1951年，顾方舟被派往苏联医学科学院病毒研究所学习，1955年以优秀论文获得副博士学位回国。1955年，江苏南通暴发严重疫情，1680人感染脊髓灰质炎，其中446人死亡，患者大多是儿童。疾病迅速蔓延到多个城市，恐慌笼罩全国。1957年7月，顾方舟接到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的紧急通知，要他放下乙型脑炎研究，专门搞脊髓灰质炎防控。从此，31岁的他开始了与这种可怕疾病的终身较量。 顾方舟带着团队在上海采集了726份粪便标本，成功分离出116株脊灰病毒，建立了病毒分离和定型方法。1959年3月，他被派往苏联考察疫苗生产技术。当时有两种疫苗路线：死疫苗需要注射，在美国每针十美元，要打三针；活疫苗口服方便且便宜，但存在风险。经过导师同意，顾方舟拿到了苏联的活疫苗样品，由于这些制品怕热，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立即安排他乘飞机将样品带回国。 1960年，顾方舟带队来到云南昆明建立疫苗生产基地。那里除了猴舍什么都没有，水电设施全无，所有建筑材料都要从山下运上来，没有冰库只能把试验材料背到山下肉联厂存放。顾方舟回忆说，那时住都没地方住，吃也吃不饱，大家勒紧裤带咬紧牙关干了九个月，终于在荒山上建起了疫苗生产基地。 1959年底，首批减毒活疫苗生产出来，在猴子身上证明安全有效。顾方舟和同事们冒着可能瘫痪的风险，喝下了首批疫苗溶液，一周后生命体征平稳。但成年人大多对脊髓灰质炎病毒有免疫力，必须证明疫苗对儿童也安全。找谁的孩子做试验？这个难题摆在眼前。 当时妻子李以莞正在外地出差，顾方舟看着刚满一周岁的大儿子顾烈东，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他用颤抖的手将那管疫苗喂给了儿子，看着儿子天真的笑脸，他早已泪流满面。接下来的日子，他几乎寸步不离守在儿子身边，白天观察记录，夜晚守在床边，生怕出现任何异常。实验室其他研究人员被他的做法感动，也让自己的孩子参加了试验。一个月后，所有孩子都没有不良反应。顾方舟说：我不让我的孩子喝，让人家的孩子喝，没有这个道理。 临床试验分三期，第三期将受测人群扩大到450万人，证明疫苗保护率达93%。1960年底，首批500万人份疫苗在全国11个城市推广。但液体疫苗需要低温储藏运输，不利于大规模推广。孩子们不爱吃苦味的疫苗，常常偷偷丢掉沾了疫苗的馒头。 顾方舟从儿子吃糖果得到灵感，决定研制糖丸。他率领董德祥、闻仲权与上海信谊药厂技术人员一道，反复试验，解决了配方、工艺、均匀度等技术难题。1963年，活疫苗糖丸研制成功。他们从滚元宵中获得灵感，用奶粉、奶油、葡萄糖做辅料，把液体疫苗滚入糖中。糖丸在各种温度下保存时间明显超过液体疫苗，免疫效果完全一致。 1962年底，活疫苗在北京、上海、云南三地的315万人中试用，1963年向全国推广。上海市1962年市区及1963年全市90%以上的5岁以下儿童服用了糖丸，脊髓灰质炎发病率从1959年的41.7/10万降为1.5/10万，下降了96.4%。1965年，糖丸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为了让偏远地区的孩子也能吃上糖丸，顾方舟想出用卖冰棍的广口暖瓶存放糖丸的办法，防疫人员提着暖瓶把糖丸送到千家万户。 2000年7月21日，74岁的顾方舟作为中国代表，在世界卫生组织宣布中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证实报告上签字。从1957年到2000年，他艰辛跋涉了44年。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发展中国家。糖丸累计供应超50亿人份，成为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 当人们说他护佑了数千万儿童的未来时，顾方舟却说：如果我早点研究出疫苗，就能救更多人，还有许多孩子我没能救回来。2019年1月2日，顾方舟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2岁。在生命最后时光，他紧紧握住后辈的手说：我一生做了一件事，值得，值得。孩子们快快长大，报效祖国。2019年9月17日，他被授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