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的心态还是没有摆正。这两天在英国访问的苏林，在牛津大学发表了一个演讲。说世界的关键不在你站在哪一边，而在如何站稳。强调越南是独立自主国家，不是大国附庸。问题的关键是，你越南家的经济体系，在供应链是就是高度依附于中国的啊。当然，其市场则是高度依附于美国。脱离这个经济现实，而空谈独立是毫无意义的。   从贸易数据看，中国已连续多年是越南最大的贸易伙伴。2022年，两国贸易额达到约2350亿美元。   越南在电子产品、纺织服装等关键出口领域，相当比例的核心零部件和原材料需要从中国进口。   例如，越南约54%的机械设备及零部件、52%的纺织皮革原辅料、40%的手机及零部件都来自中国。这种依赖使得越南的工业生产与中国供应链紧密相连。   在出口市场方面，美国是越南最大的出口目的地。2022年，越南对美出口额达1093亿美元，从中获得了约947亿美元的巨额顺差。   这恰好弥补了越南对中国约60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种三角贸易关系构成越南经济增长的基础，但也使其经济政策深受中美关系影响。   越南政府很清楚这种依赖性带来的挑战。它长期奉行“竹子外交”，即在各大国之间保持灵活平衡。   其核心是“四不”政策：不参加军事联盟、不联合一国反对另一国、不允许外国在越南建立军事基地或利用越南领土反对其他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这一策略旨在维护外交自主性。   但平衡术实施起来充满风险。2023年，拜登政府曾承诺考虑承认越南的市场经济地位，这对越南意味着更有利的贸易条件。   但在越南与中国提升关系后，美国在2024年拒绝了这一请求。这表明越南在大国间周旋的空间正受挤压。   2024年7月，美国与越南达成新的贸易协议，美国对越南输美商品征收至少20%的关税，并对所谓“通过越南转运的中国商品”征收高达40%的关税。这直指越南“中国供料、越南组装、出口美国”的商业模式。美国对“转运”定义的宽严，将直接影响越南出口的竞争力。   越南在供应链上确实难以脱离中国。以电子产品为例，这是越南最重要的出口品类之一。但越南电子产业的零部件进口占到了其年进口总额的六成多，其中相当部分来自中国。这种产业链格局是市场长期形成的，难以迅速改变。   越南政府也尝试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并提高本土化比例。它为电子、纺织等行业的企业提供财政激励，支持研发、设备采购和培训，以期提升本地供应链水平。但要建立不依赖中国的完整工业体系，越南面临国土规模、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等限制。有分析指出，越南对应的模板更可能是二战后的日本或韩国，而非中国这样的“世界工厂”。   越南意识到区域合作的重要性。它积极参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自贸协定，几乎将所有主要贸易伙伴纳入其自贸网络。   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是越南维护经济自主的战略选择。其中，与中国的合作对越南经济发展尤为关键。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越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越南从中获益。   实际上，越南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往往采取“先中，后美”的次序。许多越南领导人在与中国领导人打交道时，试图表明中国在越南外交政策中占据首要地位。   这种姿态旨在向中国保证，即便越南与美国发展更紧密关系，中国仍是优先方向。这种排序源于地理相邻的客观现实以及经济上的深度依赖。   越南的雄心与其结构性的制约之间存在矛盾。它设定了2026年GDP增长至少10%的宏伟目标。   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和持续的供应链支持。然而，越南经济增长与外贸顺差波动高度相关，其经济韧性易受大国博弈冲击。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报告预测，美国关税政策可能导致越南对美出口下降高达19.2%。   因此，苏林主席关于“站稳”的言论，体现了越南追求战略自主的意愿。但现实是，越南的经济命脉与中美两国深度交织。它需要精准把握平衡，任何过度倒向一方的举动都可能引发另一方的反制。有观察指出，越南“正在走钢丝，稍有不慎，就会惹恼中国”，这形象地说明了其处境。   越南的外交平衡术并非没有复杂性。它可能在加强与一个大国关系的同时激怒另一个，从而面临来自双方的更大压力。越南的应对之道是坚持对话，增强自身能力与战略价值，并与其他东盟国家协调立场。   归根结底，越南的“独立自主”并非意味着孤立或完全的自给自足，而是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通过巧妙的多边外交和区域合作，为自身争取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和发展空间。其成功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外交智慧，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中美竞争态势演变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