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曾感慨万分地说，美国根本就不是中国的竞争对手，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人可以不以赚钱为目标，而在美国，不赚钱的事是没人干的。不以赚钱为目标那以什么为目标呢？不以赚钱为目标那以什么为目标呢？说到底就是为了国家的强大，为了国家利益可以心甘情愿地牺牲经济利益。这是中国强大竞争力的根本所在。   你想想看，哪个国家会大把投钱建那些一眼望过去根本回不了本的高铁？中国就会。为啥？因为高铁这玩意儿根本不能单用车票收入来衡量。   它把整个国家的距离拉近了，沿线城市被它盘活了，区域经济借它协调了。这带来的社会效益和长远战略价值，远比账面上的盈亏重要得多。   哪怕中西部好多线路一直亏本运营，但国家照样坚定不移地推进“八纵八横”网络。这背后图的是打通发展动脉，让全体国民都能享受便捷的出行，哪怕眼前利润不高。   这种思路深植于中国的核心理念。中央企业接到的任务常常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要去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最急切的需要”。   就像养老这问题，做高端养老院服务有钱人，来钱当然快。但国投集团偏偏选择切入普惠养老，盯着的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一般收入老人。明知道这块市场利润薄，甚至前期可能微利或亏本，也要率先投入。   他们想的是先摸索出可持续的模式，为社会资本进入这个领域“铺路造桥”。资本在这里要逐利，但不能急功近利。   中国做事，算的是综合账。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福祉、长远竞争力，这些目标的重要性常常排在单纯的经济收益前面。   当年研发核武器，倾举国之力搞出“两弹一星”，那会儿谁想过赚钱？为的是打破核讹诈，挺直腰杆子。这种“宁可牺牲一点经济收益，也要确保战略安全”的思维，至今仍在很多领域延续。   这种国家基因也深刻影响着对外经济合作。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在不少最不发达国家投资援建大量基础设施。   这些项目如果只看商业回报，很多可能并不划算，但它们切实改善了当地的发展条件。这种看似“不赚钱的生意”，背后是大国担当，希望通过共同发展，筑牢双边关系，构建更稳定的外部环境。这同样是一种超越短期经济计算的战略考量。   中国老百姓对这种国家行为也有很高的认同感。大家普遍能理解，有些事情比如高铁票价补贴、边远地区的通信网络覆盖，虽然经济上不划算，但关乎社会公平和国家整体发展，该投入的就得投入。   这种社会共识，使得国家在推行那些具有长远战略意义但短期经济效益不明显的政策时，阻力会小很多。人民认可这些投入最终是为了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金融领域也一样。中国的金融系统被要求坚决澄清那种只讲经济属性、忽视政治和社会属性的模糊认识，坚决摒弃“只要赚钱就行，少讲党的领导”的错误观点。   金融活水必须精准滴灌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比如科技创新、制造业升级、绿色转型，即便这些领域风险高、短期赚钱难。   这与部分西方国家金融体系过度追求资本回报、容易脱实向虚形成对比。中国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避免重蹈一些国家因金融产品与实体经济脱钩而引发危机的覆辙。   鲁比奥看到的是现象，其核心是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和价值导向。在中国，衡量发展成败的标准是多元的，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人民福祉、生态文明、长远竞争力等一系列目标共同构成了发展的完整内涵。   这种“综合安全观”或“综合安全观”指引下的发展实践，使得中国在决策时能够超越单一的利润尺度，进行更全面、更长远的考量。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能在一些投资周期极长、风险极高、短期看不到盈利前景的战略性产业上持续投入。比如在芯片产业，即便面临严峻的技术封锁，中国也设定芯片自给率目标，举全国之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因为这关乎产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不能受制于人。这种“不以短期盈利为目的”的举国体制，在突破重大技术瓶颈时往往能爆发出惊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