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17日，两位浑身鲜血的年轻姑娘镇定地走向刑场，跳进了敌人挖好的土坑。之后，俩人紧紧相拥，被日伪军用土石活埋了。 那两个姑娘，一个叫侯永兰，23岁；一个叫刘惠芬，21岁。 放现在，她们可能刚大学毕业，正刷着手机，规划着未来。但在1941年的山东，她们是“妇救会”的骨干。 咱们得先搞清楚，“妇救会”是干嘛的。 在那个年代，尤其是在敌后根据地，打仗不光是前线的事。侯永兰和刘惠芬她们，就是根据地的“神经末梢”。她们的工作，说白了，比端着枪冲锋还凶险。 她们要秘密传递情报，要组织妇女做军鞋、送军粮，要掩护伤员。敌人最恨的就是这些人。因为日本鬼子搞“治安强化运动”，玩“清乡”、“扫荡”，最怕的就是这种扎根在老百姓里的“软钉子”。 1941年的秋天，栖霞的斗争到了最残酷的阶段。侯永兰和刘惠芬在执行一次递送情报的任务时，因为叛徒的出卖，不幸被捕了。 她们落到了驻栖霞的日本宪兵队手里。 鬼子抓到她们，如获至宝。敌人知道这两个年轻姑娘是“硬骨头”，掌握着八路军的动向和地下组织的名单。 审讯开始了。 根据后来的史料记载，敌人用的手段简直没法用文字形容。什么老虎凳、灌辣椒水都是“开胃菜”。 为了撬开她们的嘴，日军用了铁钉，生生钉进了侯永兰和刘惠芬的手指和脚趾。 咱们隔着屏幕聊这事都觉得头皮发麻，你没法想象那是多钻心的疼。 可敌人什么也没得到。 我有时候会想，到底是什么力量让两个20出头的姑娘能扛住这种折磨？这根本不是电影。 这是一种“信念感”。 她们心里清楚，只要自己松一句口，换来的就是整个村子、整个队伍的血流成河。她们选择用自己的血，去保别人的命。 敌人彻底没辙了。 1941年11月17日，栖霞的冬天，冷得刺骨。 侯永兰和刘惠芬被从牢里拖了出来，押向刑场。她们确实已经站不稳了，浑身是伤，但史料记载，她们的表情是“镇定”的。 到了地方，敌人已经挖好了一个大坑。 敌人示意她们过去。侯永兰和刘惠芬互相搀扶着，走到了坑边。她们没有等敌人来推，自己纵身跳了下去。 跳进坑里后，她们做了最后一个动作——在坑底，这两个遍体鳞伤的年轻姑娘，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这个拥抱，是什么意思？ 这是她们最后的告别，是告诉对方“妹子，别怕”。这也是她们最后的反抗，是向敌人宣告：“你们可以毁灭我们的肉体，但不能摧毁我们的意志和我们之间的连接。” 敌人被这个场面镇住了，但也只是一瞬。 日伪军开始往坑里填土，一铲，又一铲。 侯永兰和刘惠芬，这两位年轻的姑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战友的体温抵御着黑暗和寒冷，被活活掩埋。 她们牺牲时，侯永兰23岁，刘惠芬才21岁。 这个故事结束了。很短，很残忍。 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里，我们烦恼的是加班、是堵车。我们很难去共情那种生死的抉择。 但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脚下这片土地，我们习以为常的“安稳”，是怎么来的。 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侯永兰和刘惠芬这样的人，一个一个用命换来的。 她们的故事，不像那些大战役一样宏大，但它足够具体，具体到那个拥抱，具体到那一铲铲埋上来的土。 我们现在去山东栖霞，那里是著名的“苹果之都”，一片祥和。但在那片果园的地下，埋着这样的英魂。 我们能做的，不多。至少，当再有人提起1941年11月17日时，我们能想起，有侯永兰和刘惠芬这两个名字。 她们用生命告诉我们，什么叫“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