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褚时健在云南省高院做最后的陈述说：“说我受贿 3630 万人民币、100 万港币、30 万美元，我不认，我没有拿那些钱；说我违规收入 400 万，这个我承认，这是 17 年来累计多发的奖金，这个是我的错，无论怎么判我都认！” 褚时健1928年出生在云南华宁县一个普通村庄，家里靠种地过日子。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去世，他早早帮母亲打理烤酒生意，每天处理粮食蒸煮，改进工艺，用两斤半苞谷酿出一斤酒，支撑全家开销。1944年他到昆明读书，先在富春中学，后转龙渊中学。1948年参与学生运动，返回家乡当小学教师，顺便做情报传递工作。1949年他加入游击队，成为中国共青团成员。1950年云南解放，他当上宜良县征粮组组长，管粮食征收。1952年入党，任玉溪市盘西区区长，后来去省委党校学习。这些经历让他从基层一步步积累管理经验，学会了实干和应对难题。 1958年褚时健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农场砍甘蔗，干了五年体力活。1963年上级调他去一家快倒闭的糖厂当管理者，他下田教农民改种技术，晚上琢磨设备，把出糖率从4成提到6成，糖厂很快就扭亏为盈。1979年51岁时，他接手玉溪卷烟厂，当时厂子设备旧，烟叶霉变，工人生活苦。他先建宿舍稳住人心，又跑香港签合同进口设备，甚至抵押厂产换外汇。十年努力下，工厂变成亚洲最大烟厂，红塔山香烟卖遍全国，年税200亿，占云南财政大头。他还建红塔集团，扩展到能源和交通领域。这些成就让他成为烟草界知名人物，但也埋下后来问题的种子。 1994年起，有人举报褚时健经济问题，1995年匿名信指他贪污。1997年他被监视居住，1998年被开除党籍，同年8月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以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起诉。调查组查出他挪用公款174万美元，家中还有金佛、金表等贵重物品。法院认定这些属于非法财产。1998年12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检察员朱建伟、毛健谊、郑波支持公诉，褚时健辩护人马军、罗涛出庭，其他被告罗以军和乔发科也到场。庭审中检察方出示证据，辩方质证，双方辩论。 1999年1月9日，71岁的褚时健做最后陈述，他否认受贿3630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和30万美元，说没拿那些钱，但承认违规收入400万元，是17年累计多发奖金，他的错，怎么判都认。法院判决书8000字长，认定他贪污罪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财产20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判5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执行无期，没收财产20万元。没收非法财产403万元人民币和62万元港币。罗以军判14年有期徒刑，没收13万元；乔发科判5年，没收5万元。褚时健没上诉，接受判决。这段陈述成了他人生转折的标志，反映出他只认部分事实的态度。 判决后褚时健入狱服刑。2001年因糖尿病获保外就医，活动限于老家附近。2002年74岁时，他和妻子马静芬去哀牢山，承包2400亩荒地种橙子。先清杂草石头，建棚屋住下。头三年橙子小涩，他全砍掉重种，选新苗调整土壤肥料。工人每天挖坑栽树，他巡视检查灌溉。2008年挂果遇金融危机，销路难，库存多，通过老朋友帮忙打开渠道渡过难关。果园产量渐增，2011年利润超3000万元。他优化品种，用滴灌控水。 2012年褚橙热销，一斤15元，订单多，工人加班采摘包装，卡车运下山。褚橙带动周边农户改善种植，增加收入。他重视技术，共享利益，像烟厂时一样管果园。2018年他任云南褚氏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监督运营，把日常事交给儿子，自己专注种植。褚橙从无到有，成了知名品牌，销售额上亿，但褚时健晚年更注重品质而非钱财。他的橙子事业证明了重新起步的可能，影响了不少企业家。 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