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太无情了！我们搬到这个小区后，发现我家楼下住着个82岁的老太太，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 搬进新家的第三天，我才发现楼下住着人。 深夜里，总有细碎的脚步声在头顶响起，像枯叶擦过地面。透过楼板缝隙，能听见断续的咳嗽声，那种要把五脏六腑都掏出来的咳法。物业小张说：“82岁的独居老人，姓陈。你们多担待。” 第一次见到陈奶奶，是在一个飘雨的清晨。她蹲在花坛边，用手帕仔细包起被风雨打落的桂花。听见我的脚步声，她慌忙起身，瘦小的身子在宽大的旧棉袄里晃了晃。 “对不住，挡着你的路了。”她垂下眼睛，像做错事的孩子。 从那以后，我常常“偶遇”她。有时是看见她提着半桶水，颤巍巍地擦洗楼道；有时是发现门口多了一小袋洗净的荠菜。她总说：“我闲着也是闲着。” 直到那个冬夜。 凌晨两点，我被持续的敲门声惊醒。开门一看，陈奶奶穿着单薄的睡衣站在门口，手里攥着个铁皮盒子。 “姑娘，”她的声音比纸还轻，“能帮我打个电话吗？打给我儿子。” 我这才知道，她的铁皮盒子里装着三样东西：一张1958年的结婚证，一份泛黄的病历，还有一个写在烟盒背面的电话号码。 电话接通了。我按她的原话重复：“妈很好，拆迁款都收到了，你们别担心……” 对方打断我：“又是你？老太太老年痴呆，整天瞎打电话。我们每月寄两千块，仁至义尽了！” 电话被挂断的忙音里，陈奶奶殷切地望着我：“他说明天回来看我，对不对？” 我点点头。她的眼睛瞬间亮了，像坠入星子。 第二天，我陪她等到深夜。她换了最体面的藏蓝色外套，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当最后一点天光消失时，我听见她轻轻说：“他工作忙，我知道的。” 最让我心痛的是她家的药盒。七种药，分装在七个格子里。每个格子贴着纸条：“止痛”“降压”“护心”……最后那个格子上写着：“实在疼得受不了时吃”。 她说：“多吃一片，就可能醒不来了。得省着，不能给人家添麻烦。” “人家”是谁？是那个再没露面的儿子，还是我们这些装睡的左邻右舍？ 在社区春节联欢会上，主持人让陈奶奶唱首歌，她推辞不过，清了清嗓子：“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声音出来的刹那，整个会场都静了。那不是苍老的嗓音，而是被岁月打磨过的金子，每个音符都带着时光的重量。后来才知道，她年轻时是文工团的台柱子。 自那以后，楼道里常常响起歌声。邻居们开始在她门口放东西：一兜水果，几个包子，甚至是一台旧收音机。她则回赠手缝的鞋垫，或是晒干的桂花。 直到上个月，歌声停了。 我们撬开门时，她安详地躺在床上，手里攥着那张结婚证。枕边整齐叠着三双千层底布鞋，尺码分别是42、39、36：正是对门一家三口的鞋码。 葬礼上，来了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他匆匆鞠了三个躬，便急着问遗嘱的事。律师宣读了唯一遗言：“存款36万5千元，全部捐给社区养老中心。骨灰请撒进长江，我要顺着水流，去看看他爸当年建设过的大坝。” 中年人铁青着脸走了。社区主任红着眼眶说，36万，正是当年拆迁时她儿子拿走的数目。 昨夜我又梦见她，在桂花树下对我笑。她说：“姑娘，我等到他了。他说我唱得还和年轻时一样好。” 醒来时，月光正照进空荡的楼道。我突然明白，她不是没有亲人。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我们这些陌生人，成了她小心翼翼爱着的家人。 而有些血缘至亲，连陌生人都不如。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写道：“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我们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 子女为求学和工作远走他乡，血缘纽带被地理距离扯断。这不是个人的错，而是时代的洪流。 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这条洪流下游的孤独者。 曹雪芹《好了歌》里唱到：“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当子女的背影消失在远方不再回头，父母便成了被留在原地的、孤独的守望者。 人老了，衰老且孤独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失去的过程：失去健康、失去社会角色、最后失去与外界的联结。 生命的尽头，或许本就是一座需要独自穿越的桥梁。 我们能做的，是在过桥之前，尽可能地充盈自己的灵魂，让它在最终的独行中，依然能感受到自身存在的重量与光芒。 同时，也请对身边孤独的老人，报以一份理解和温暖的注视，因为我们都在奔赴同一个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