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衣复恩给蒋介石开了10年专机，从没出过岔子。可这一年，莫名被捕，一关就是1066天。出狱那天，衣复恩疑惑道：“我到底说啥犯忌讳的话了？” 40年代的中国天空不平静，日机盘旋，战火连天。衣复恩从空军学校毕业，年纪轻轻就成了优秀的运输飞行员。那时，他以冷静稳重出名，从不炫技，也不惹事。别人爱讲飞行故事，他只盯仪表盘。上级一句话：“这人，稳。” 1949年冬天，国共内战进入尾声。成都凤凰山机场上，蒋介石准备飞往台湾。那趟飞行，没人敢接。天不亮就有特务检查油料、航线、机体。最后，一纸命令落到衣复恩手上。蒋介石与宋美龄上机，全场静得只听见螺旋桨声。衣复恩一句话没说，把专机稳稳降落在台湾。蒋介石点头：“好飞行员。” 从那天起，衣复恩就成了“总统专机机长”。每次出行，他提前24小时备飞，连天气预报都自己盯。十年间，蒋介石往返金门、日月潭、澎湖、高雄，从没出过事。台湾那时风声鹤唳，情报多、暗杀多，蒋介石信谁都难，偏偏信他。 空军里流传一句话：“衣机长手上拿的不是方向盘，是老蒋的命。” 1950年代，衣复恩的名字已经是台军的传奇。他不仅飞行，还参与情报运输、特殊航线设计。空军派他参加美军顾问团的训练，接触U-2侦察机的技术，身份越发特殊。表面上是飞行员，实则是军事情报系统的一环。 1958年金门炮战，蒋介石坐镇台北指挥，衣复恩随时待命。那时，台湾空军执行心理战任务，往大陆投传单，飞得近就要挨炮。衣复恩的飞行记录上，写满“越界”、“贴海飞行”、“无线电静默”。每一次都像走钢丝。 进入1960年代，蒋经国接手军权，军队气氛开始变化。老派将领要守“反攻大陆”的口号，新派军官却心知肚明——那事早成梦。衣复恩属于技术派，嘴上不多言，心里清楚形势。美方顾问团的人和他交谈，他随口说过：“反攻的机会怕是没了。”一句平常话，却像扔进油锅的火星。 传到上头，这句话成了“动摇军心”的信号。蒋经国开始整肃军内异声，一批军官被调职、约谈。衣复恩还在飞，没想到风暴已经逼近。 1966年7月，一纸传票送到空军司令部。理由是“协助调查”。衣复恩笑说：“又来例行公事？”带着文件夹去了军法处，门一关，三年没再开。 没人知道衣复恩到底犯了什么。档案上写“涉军备工程弊案”，但查不出账；调查官说“态度嚣张”，也拿不出证。军法处没开庭，也没宣判，只让他住进新店看守所。 最初几个月，他还盼着调查结束能回部队。后来发现不对，信被扣，探视被拒。日子一天天过去，连狱友都换了几批，他还在那间小房里。有人暗示：“你讲错话了。”他回想半天，唯一想到的，就是那句“反攻没希望”。 在那个年代，说这种话比叛变还危险。蒋介石的政权靠“光复大陆”维系士气，任何怀疑都是挑战最高领袖的信念。衣复恩不是政治人物，却被卷进政治风向里。 狱中1066天，他读书、打太极、练笔记。守卫说，这人不闹事，就是沉默。别人关一年疯，他关三年还能微笑。到1969年，军方突然通知：可以回家“疗养”。出狱那天，他看见阳光刺眼，第一句话是：“我到底说啥犯忌了？”没人答。 出狱后，衣复恩被“留职察看”，实则是软性除名。军中朋友不敢见，新闻没人提。三年羁押算服刑期，判决书上写着“图利罪三年”，等于一纸结束。风平浪静，却带着冷意。 离开军队，他转行做生意。有人见他出现在台北高尔夫球场，笑容温和，不谈过去。有人问他专机岁月，他只说：“飞得稳是本分。”再问被捕那事，他摆手：“讲多无益。” 多年后，有记者重提往事。衣复恩轻声说：“那几年，很多人不明不白地消失。我算走运，还能活着出来。” 他的一生，从天空到牢笼，又回到人群。蒋介石身边最稳的飞行员，被一句话卷入风暴，成了时代的隐痛。 有人说，那1066天，是台湾军政体系里最沉默的一页；有人说，是信任与恐惧的界线。衣复恩没再上过天，也没再多言。他只是淡淡写下一句： “飞行，怕的不是风浪，而是看不见的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