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曾说：中国的消费率偏低，根本原因在于工资水平的不足，有人认为中国人热衷于存钱而不愿消费，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唯有将现有的投资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破解这一困扰国家经济发展的难题。 这一论断，简直是戳破了不少似是而非的论调，先看一组扎心数据，2023年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仅39.1%，在世界银行统计的149个经济体里排倒数第10，在人口800万以上的经济体中更是垫底，比全球均值56.6%低了近18个百分点。 这么低的消费率，总有人怪老百姓太爱存钱，可谁不想潇洒消费？账本早就给出了答案。 2024年一季度央行调查显示，61.8%的居民倾向于“更多储蓄”，这比例比2017年足足涨了19.5个百分点，但这可不是“热衷”存钱，而是钱包实在没底气，2024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约43%，意味着人均GDP看似有1.3万美元，实际到居民手里的也就0.56万美元，平均每月才3800元左右，这水平连发达国家的一半都不到。 更关键的是工资增长长期跟不上经济步伐，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仅60.6%，钱没多挣，自然不敢乱花，把存钱归为“热衷”，实在是没看懂账本里的窘迫。 那老百姓的钱都去哪儿了？答案藏在那些不得不花的刚性支出里，2024年全国居民人均医疗保健支出2547元，看似绝对值不算高，但背后是社会保障体系的短板——我国再分配仅能缩小12.3%的基尼系数，连欧盟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教育、养老、住房这三座“大山”压着，谁不得提前存钱防身？央行问卷早就显示，居民储蓄的主要动机是应对医疗、养老等未来支出，并非不愿消费，而是消费得起的不敢随便花，想花的又没底气，就像有人调侃的，不是不想逛商场，是房贷和医保缴费单比价签更显眼。 而问题的根子，其实在政府的角色定位上，过去投资型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确实让GDP一路狂奔，2018到2023年GDP从93万亿冲到129万亿，但代价是消费空间被严重挤压，地方政府一门心思搞基建、拉投资，却在公共服务上欠了账：国企把超额利润拿去扩产能而非给居民分红，地方财政重投资轻民生，结果就是居民要自己为教育医疗买单，消费能力自然被稀释。 反观浙江苍南的例子，投入资金搞养老服务、办消费活动，仅以旧换新就撬动7亿消费，这说明只要公共服务跟上，消费潜力立马能释放。 所以，刘元春说要转成服务型政府，真是说到了点子上，2025年出台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已经释放信号，政策重心正在从短期发消费券，转向长期补民生短板，毕竟消费券是“兴奋剂”，公共服务才是“营养餐”，如果医保报销比例再高些，养老保障再扎实些，谁愿意把钱死死存着？韩国的经验也证明，同样是东亚文化圈，人家在相似发展阶段通过完善公共服务，让居民消费率稳定在48%以上，比我们现在高了近10个百分点。 说到底，提振消费从来不是让老百姓“少存钱多花钱”的口号游戏，而是要先解决“有钱花、敢花钱”的根本问题，工资水平提不上来，公共服务跟不上，再热闹的消费节也只是昙花一现。 从投资型到服务型政府的转身，本质上是把“造GDP”的重心，转回到“为人民造福利”上，当居民收入占比上去了，教育医疗有保障了，不用谁号召，消费自然会成为经济的硬支撑，毕竟对普通人来说，敢花钱的底气，永远来自鼓鼓的钱包和踏实的保障，这比任何消费刺激都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