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的终身遗憾：22岁小舅子在他家自尽，父亲至死都未原谅他。 1957年夏天，人到三十五，杨振宁那阵子在哥伦比亚大学把“宇称不守恒”实验落地，风吹过实验楼的走廊，实验数据贴在黑板上，一行一行，诺贝尔奖就像挂在前面那盏灯，伸手够得着的距离，家里却来了人，哈佛的杜致仁，年轻，书还在读，从波士顿跑来普林斯顿，住了三天，吃饭不多说话，第三天早上房门从里面反锁，地上躺着，安眠药瓶在脚边，姐姐杜致礼站在门口，钥匙开进来，人倒在地板上，她整个人软了下去，客厅的钟还在走，屋里很安静。 杜致仁是杜聿明的儿子，出身是将门，照片里穿着学生外套，才二十二岁，阳光打在窗帘上，屋里看得见灰尘浮着，没人留下几句话，只有那瓶药，只有那天的气味，这事像一块石头落在杨振宁心里，砸出一个洞。 往前翻，1949年，杨振宁在美国把婚事办了，妻子杜致礼，卫斯理学院读书，坐姿端正，朋友圈里都说两个人是好姻缘，婚礼照片放在书柜里，没多久，国内的战事收尾，淮海那边杜聿明被俘，家里的天一下子变了，远在美国的孩子们，学费没了着落，生活费也断了，靠着一点积蓄撑日子，信件来来回回都是钱的事。 杨振宁刚进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工资不算多，家里要养，妻子的弟妹也要帮，三个孩子念书吃饭穿衣都要用钱，每月拿到手的几百美元，掰着手指算，寄过去一份，再留一份，月底又不够，杜致仁在哈佛读研究生，花费最大，杨振宁从工资里挤一点，信封里夹着支票，找人帮他找零工，端盘子，装箱，卸货，活不少，人更多。 五十年代的美国，街角餐馆写着招聘，门口排了一串人，华人进去不太好说话，临时工也要有人介绍，年轻男孩背着书包在校园里走，心里想着课题，想着钱，想着家里那些信，压力一层一层叠上去，像一摞书压在桌面，最后桌脚有点松，他没有写遗书，房门关着，安静地把自己从这屋子里走开了。 那天杨振宁回到家，第一眼看见，站了一会坐在厨房的长椅上，手指在桌面上一下又一下点着，眼睛像是看不见东西，旁人说他这几天嘴里最常挂的是一句话，我本来还想再凑点钱的，这话说出来也没法往回改，年初把积蓄拿去买房，家里要住，小孩要长，年底还要准备去瑞典，机票住宿都要花钱，钱包干干的，普林斯顿那天是7月16日，热得人不愿走快，阳光把街面照得发硬，路上人戴着墨镜，杨振宁走在路上觉得眼前都是糊的。 秋天到了，瑞典的邀请寄来，和李政道一块领奖，外面看的是礼堂里的掌声，领奖台上的鞠躬，媒体的照片一张一张登出来，家里其实刚从那件事里缓一下气，通知书放在桌上，孩子在旁边玩积木，杜致礼说不去，对外说孩子太小，留在家里有人要照看，心里话自己知道，屋子里的那块地板还在那儿，脚步走过去都会想起。 后面的事更绕，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清华早年的数学教授，出国拿到中国第一个留美数学博士，教过吴大猷华罗庚，做学问的人，书桌上是几何和代数，心里想的是学成以后要用在国家，儿子拿了诺奖，他没有太多喜色，1949年以后，信一封一封写去，让儿子回国做事，1955年周恩来托话，让老人家带一句希望，杨振宁回信字写得很直，说做研究要稳定的条件，说我没有不爱国，只是爱科学，这话落在父亲心里像卡住的一根刺。 父子在日内瓦见过三次，机场握手，坐下吃饭，话说着就不顺，散场不开心，1960年杨振宁回国短讲几天，母亲罗孟华在他面前说家里锅都开不了，米面都紧，父亲站在后面没多说，咽气叹了一下，后来杨振宁入了美国籍，消息传回国内，杨武之一连几天不出话，屋里静得能听见窗外风动叶子的声音。 1969年父子最后见，桌上摆着茶，杨武之看着儿子说，你不用再解释了，我知道你早就不打算回来了，那年杨振宁四十六岁，书已经写了很多，论文也出了很多，家里的这句算是定了。 1973年，老人家病重，住在北京医院，杨振宁赶回去，床边守了四天，病房的灯白白的，父亲闭着眼，嘴角动了一下，话没出来，那句我原谅你没有落在空气里，后来杨振宁写过一篇回忆，说我给父亲打了几十封电报，也没有换来他的一句话，这些字摆在纸上，冷冷的，不多解释。 看起来满手收获的人，手背手心也有空缺，杨振宁最亮的是物理上的事，和李政道的合作，和丁肇中的碰撞，华人物理这一条线的推进，在书里在讲座里都能看到，生活的那部分也同时走着，停在一些节点上不太好过。 小舅子走那年，杨振宁说过我真的尽力了，父亲走那年，他说也许我是个失败的儿子，这两句话摆出来，旁人不加评判，站在屋外看窗里的人，能看见影子在动，听见话轻轻地落下。 他的一生不算整齐，有抓住的，也有漏掉的，遗憾里有命运的手，也有自己松开的那一段，他在物理的高度站到很高，也在一段家事里一直是旁证者，在父亲心里留着一个标签，离开家国的人，这些都在一起，掺在一锅里，人生是混合的，没人把每一局都赢完，屋子里有一间锁着的房，门关着，里面的事不轻易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