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男子被手机店老板辞退后，心生不满，在朋友圈发出“要干一票大的”字样。几个小时后，他真的付诸行动。凌晨，他戴上面具潜入曾经工作的店铺，偷走了4部在售手机。第二天，店主报警，警方通过监控迅速将他抓获。经鉴定，被盗手机总价值超过万元，男子因涉嫌盗窃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据了解，男子此前是这家手机店的店员。工作期间，他表现懒散、态度消极，屡次被店主提醒仍无明显改进。“不是我不给机会，是他不珍惜。”店主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思考再三后，店主决定将其辞退。与他一同被辞退的，还有另一名表现不佳的员工。两人离开后都情绪低落，却没有选择合法的申诉途径，而是一起酝酿了一场“报复计划”。男子心想，店主平时后门不锁，店内还有不少新款手机，只要深夜潜入，没人会发现。于是他找同伴帮忙购买头套、手套、眼镜等作案工具，准备在夜色掩护下行窃。 案发当晚，城市已入睡，路灯在街角投下昏黄的光影。男子戴好装备，从后门溜入手机店，迅速关掉灯光，翻过柜台，熟练地将展示台上价值上万元的手机装进兜里。另一名男子则在外面放哨，一旦有风吹草动，便可立刻提醒。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他以为这一切天衣无缝，却不知道监控已清晰记录下他的身影。第二天早晨，店主发现手机丢失，立即报警。警方通过调取监控、追踪线索，不到一天便锁定嫌疑人。两人很快落网，所有赃物被追回。 从法律角度分析，男子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该条规定：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根据司法解释，盗窃金额达到一万元以上，即属于“数额较大”。男子通过秘密方式窃取他人财物，数额已超过一万元，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中的主观故意、客观行为、犯罪对象和数额标准。因此，他的行为已构成盗窃罪。 需要强调的是，他的同伴虽然没有直接进入店内，但在门外望风，为其提供警戒和支援，法律上同样承担刑事责任。依据《刑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第二十七条进一步指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的，是从犯。从犯虽然罪责较轻，但仍属犯罪范畴，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因此，放哨的男子同样构成盗窃罪的共犯，只是在量刑时可能会得到一定宽恕。 在刑罚量度上，法院通常会根据犯罪人的认罪态度、退赃情况、前科记录等因素酌情处理。如果男子在被抓后能够主动认罪、退赃退赔，依法可获得从轻或减轻处罚。若存在自首或立功情节，甚至可以适用缓刑。但若拒不认罪、态度恶劣，则会受到从重处罚。刑法的宗旨并非惩罚，而是教育与挽救，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认罪悔罪、赔偿损失往往是量刑的重要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这起案件的起点其实并非“盗窃”，而是劳动纠纷。男子被辞退后感到不公，却没有寻求合法的维权渠道，而是以违法方式发泄不满。《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应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若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调整岗位仍不合格，用人单位有权解除劳动合同。换句话说，如果男子认为自己被辞退不合理，可以通过劳动仲裁申请补偿，而不是以身试法。劳动纠纷有法可依，个人的不满不应成为犯罪的理由。 从心理层面看，男子被辞退后情绪低落，加上同伴煽动，缺乏法律意识与自我控制，最终走上歧途。这种“情绪型犯罪”在现实中并不少见。近年来，因被辞退、被分手、被误解而实施报复性行为的案件频发。它反映出部分人法律认知的缺乏与情绪管理的失衡。法律不是情绪的出气筒，更不是社会矛盾的宣泄口。每个人都要意识到，违法的代价，远比情绪的发泄更痛苦。 在社会层面，这起案件也为企业管理敲响警钟。辞退员工时，企业应按照《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的程序合法解除劳动关系，明确说明理由，避免激化矛盾；而劳动者在遭遇不公时，也应选择理性方式维权。劳动争议可以通过协商、调解、仲裁等渠道解决，而非铤而走险。一旦行为越过法律红线，个人前途、家庭幸福都将被彻底摧毁。 法律的力量在于公平，也在于提醒人心保持理智。男子原本只是一名普通员工，完全可以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却因一时愤怒、一次错误选择，换来了铁窗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