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4岁张大千在台北荣总病房病逝，他的遗嘱很快在报纸公布，令人惊讶的是，张大千将遗产分为了16份，其中15份是给陪伴张大千到最后的徐雯波和14位子女，余下一份，则给了一位远在北京的孤独老妇杨宛君。 张大千去世那天，台北的天闷得很，湿气贴在墙上，榕树叶子低垂，连风都没力气。医院门口那盏灯亮了一夜，第二天的报纸就登了消息。人们照常上班吃早饭，茶馆里也还是那几张旧面孔，只是有人看着那篇讣告，叹了口气。没人想到，那份遗嘱里，会有一个久远的名字——杨宛君。一个几乎被忘干净的女人。 这个让张大千临终不忘的名字，藏着他26岁时的北平往事。1925年，刚从上海来到北平寻求艺术突破的张大千，常泡在广和楼戏园。彼时的他还未成名，口袋里揣着卖画换来的零碎银元，却总愿意花一半钱买前排戏票，只为看河北梆子演员杨宛君的演出。18岁的杨宛君扮相清丽，唱《蝴蝶杯》里的胡凤莲时，一句“未开言不由人珠泪滚滚”，能让台下的张大千攥紧手里的画笔——后来他说，杨宛君的眼神里有股“韧劲儿”，是他在笔墨里想捕捉却没抓到的东西。 两人的交集从戏园延伸到画室。张大千租住在琉璃厂附近的胡同里，杨宛君常会在散戏后绕路过去，看他临摹石涛的山水。她不懂画，却能安静地坐在一旁，替他磨墨、理纸，偶尔递上一块刚买的驴打滚。张大千曾为她画过一幅小像，没上色，只以淡墨勾出她垂眸理弦的样子，题款写“宛君小影，大千戏笔”。这幅画后来被杨宛君仔细收在樟木箱里，直到1937年北平沦陷，仓皇逃难时才不慎遗失。 他们的分开没有激烈争执，只源于乱世里的身不由己。1927年，张大千接到四川家中急信，母亲病重需他回去料理。临行前，他在杨宛君的妆奁盒里放了一沓银票和一张字条，写“待我归来，共赏西山红叶”。可这一去，再见面竟成奢望。张大千回川后不久，因参与书画社团活动被卷入地方纷争，辗转上海、南京等地发展；而杨宛君因戏班解散，只能靠教街坊孩子唱曲度日，后来又因战乱与张大千彻底断了联系。她始终没再婚，有人劝她找个依靠，她只说“等一个人”，可等了十年、二十年，最终等来的，是张大千在海外成名的消息，以及他早已成家的传闻。 这份惦念，张大千藏了半个多世纪。1978年，他通过香港的旧友辗转得知，杨宛君仍在北京，住在胡同深处的老院里，无儿无女，靠微薄的抚恤金过活。那时的张大千已近80岁，腿脚不便，无法亲自前往，便托人悄悄给她寄过两次生活费，却都被杨宛君退了回来——她在回信里写“大千先生如今是名家，我不能受这份礼，当年的情分，记着就好”。这封短信，被张大千夹在《石涛画集》里，直到病逝前，他还常让徐雯波念给他听。 遗嘱里的这一份遗产，数额不算多，却远超物质意义。它是对一段被时光掩埋的往事的认可，也是对那个“等了一辈子”的女人的补偿。据张大千的长子张轶凡回忆，父亲晚年常对着北平地图发呆，指着眼眶发红，说“宛君当年住的胡同，现在该拆了吧”。他或许知道，这笔钱换不回遗失的画、错过的红叶，却能让那个孤独的老人在晚年少些窘迫。 从北平戏园的初遇到台北病房的遗嘱，56年的时光里，张大千从无名画手变成画坛巨匠，身边换过伴侣、走过万水千山，却始终没删掉杨宛君这个名字。这不是什么轰轰烈烈的爱情传奇，只是乱世中两个普通人的一段交集，却被张大千用最郑重的方式，留在了生命的最后一页。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