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多名开国元勋联名申请寻找代号“OX”，找到后享18级待遇！ 1950年初春，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山东省委机要室接到了一封来自中央的加急电报。你都不知道这电报有多特殊，封皮盖着中央办公厅的红章，机要员拆开时手指都在抖——刚建国那会儿，中央很少为“找人”发这么急的件。 电文简洁却分量沉重：必须在山东省内找到一个代号为“OX”的人。机要室老主任看完当场拍了桌子，就一个代号？连基本样貌、年龄都没提，这哪儿是找人，分明是在乱麻里找一根特定的线。 这个任务看起来感觉很简单，但在当时通信手段极其匮乏、户籍资料又不全的条件下，仅凭一个代号去找一个人无异于在大海捞针，难度之大！1950年的山东刚经历战乱，不少村镇的户籍册要么被日军烧了，要么在解放战争里遗失了，基层干部统计人口全靠记工分的本子扒信息，一个县排查下来至少得一个月，更别说全省范围了。 而且那时候地委到县委的消息全靠送信员骑二八自行车传，遇上鲁中山区的烂泥路，车轱辘能陷进去半尺，一封电报转达到基层就得三四天。我当时就想，能让中央这么兴师动众的，这人绝对不一般，肯定藏着大故事。 引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份寻人请求是由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多位开国元勋联名提出来的。这几位都是硬角色啊，安子文那时管着全国干部调配，刘澜涛在华北局主持工作，杨献珍是党的理论权威，平时连碰个面都难，居然联名签了字，这里头的情义分量太重了。 后来查草岚子监狱的档案才知道，这几位老革命家1931年全被叛徒出卖，关在了北平草岚子监狱，而“OX”就是当年狱里的看守班长牛宝正 。这代号是狱里党员们起的，“牛”的英文发音对应“OX”，方便秘密称呼，全狱同志都知道这是自己人。 牛宝正是山东无棣县人，1886年生在贫苦农家，早年当过长警，后来直鲁联军败了才去北平谋生活，托人进监狱当看守混口饭吃。他跟其他打骂犯人的看守不一样，见谁都客客气气的。真正让他跟党员们走近的，是1933年那个雪天——他娘病重没钱治，攥着家信蹲在监房门口哭，杨献珍不光帮他代笔写信，还掏出藏着的银元让他� ��回家 。 从那以后，牛宝正的心就偏了。他开始偷偷给狱里送进步报纸，放风时给党员们递纸条，把特务的排查计划提前透出去。1934年冬天，他截获了特务要处决12名党员骨干的密令，连夜把消息塞给杨献珍，硬是保住了一批革命力量。这哪是看守，分明是拿命在当地下联络员。 最关键的是1936年，刘少奇同志要营救狱里的61名骨干，可国民党要求登报“脱党”才能出狱，党员们宁死不从。又是牛宝正来回传信，把党员们“要组织担责、保留党籍”的要求送给北方局，最终促成中央特批的营救方案 。他把登报模板藏在饭盒底带进监房，再把写好的启事夹在巡查记录里带出，前后忙活了三个月，61位同志全安全出狱了。 可他自己却暴露了。特务把他吊在刑房打了七天，烙铁烫得后背全是疤，他愣是没吐露一个字。死刑执行前一夜，地下党买通狱卒把他塞进运尸车救了出来，他爬回山东老家，从此跟组织断了联系。 新中国成立后，安子文他们一合计，说啥都得找到这位恩人。可只知道他是山东人，代号“OX”，这才联名发电报寻人。1950年4月，垦利地委的干部在无棣县城关的劳改队找到了他——因为当过国民党看守，他正被当作“反革命分子”管制着呢 。 当干部说是中央领导派来接他时，牛宝正哭得直抹脸，怀里还揣着当年杨献珍送他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后来他被安排到北京公安系统做预审，享18级待遇，这在当时是县级干部标准，每月工资50多块，还有粮票布票，家属也给安排了工作 。 我特别感慨，老一辈革命家从没忘过恩人，牛宝正拿命换情义也从没后悔。这哪是简单的寻人，分明是革命年代最实在的承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