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夏夜，北京原子能研究所。 邓稼先收拾着办公桌，目光落在了一张黑白照片上——那是他与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的合影。 两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笑得那样灿烂。  也正是在这一年，这两位将走上截然不同的两条路。   “我要调动工作了。”邓稼先对妻子许鹿希说，声音很轻。也没说去哪里，更没有提去多久。   许鹿希为丈夫收拾行装，临行前，邓稼先抱起四岁的女儿，亲了亲她稚嫩的脸颊；又俯身摸了摸两岁儿子柔软的头发。孩子们不知道，这一别，父亲将错过他们整个童年。   基地建设初期，科研人员住在干打垒的土房里。冬天，气温零下三十度，墨水结冰，钢笔写不出字；夏天，强烈的紫外线灼伤皮肤，嘴唇干裂出血。   最困难的是饥饿。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粮食极度短缺。邓稼先和同事们每天的口粮是两顿青稞粥，偶尔有几个土豆就是盛宴。许多人浮肿，指甲凹陷，头发大把脱落。   一次，炊事员偷偷给邓稼先多盛了半勺粥，他坚决推辞：“大家都一样饿，我不能特殊。”转身把粥倒回锅里搅匀。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开始了“两弹”理论设计。没有计算机，就用算盘和计算尺；没有图纸，就在地上画；没有资料，就凭记忆一点点回忆。   与杨振宁在国际物理学界声名鹊起不同，邓稼先彻底消失了。他的名字从所有学术期刊上消失，不再发表论文，不再参加国际会议。昔日同窗以为他遭遇不测，或已放弃科研。   实际上，他正带领团队攻克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核心难题——“炸药最大压力”的计算。   九次计算，结果都与苏联专家留下的数据不符。有人开始怀疑中国团队的能力，邓稼先却坚信自己的计算。他带领团队从头再来，用最原始的手摇计算机，昼夜不停地算了又算。   第10次计算结束，结果依旧。邓稼先盯着数据，三天三夜没合眼。第四天清晨，他红着眼睛对大家说：“我们是对的，是苏联数据有问题。”中国走上自主研发的道路。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   邓稼先站在观测点，紧握着双筒望远镜。远处，一百米高的铁塔矗立在戈壁中，中国第一颗原子弹静待引爆。   “10，9，8...3，2，1，起爆！”   强烈的闪光过后，巨大的蘑菇云翻滚着升向天空。邓稼先的眼镜片上反射着橙红色的光芒，泪水无声滑落。周围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他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当晚的庆功宴上，大家终于喝到了久违的酒。邓稼先醉了，他反复说着同一句话：“我们成功了，值了，一切都值了...”   原子弹成功后，邓稼先立即投入到氢弹研制中。1971年，更大的考验来临。   一次空投试验失败，核弹没有爆炸，必须有人进入爆心区寻找碎片，分析原因。   “我进去，你们都后退。”邓稼先毫不犹豫地穿上防护服，独自走向戈壁深处。   他知道这是玩命——强辐射环境下，每一秒都在损害健康。但他更知道，自己是总设计师，必须拿到第一手资料。   在爆心区，他徒手捡起弹片，仔细观察破碎情况。防护手套很快被磨破，放射性物质直接接触皮肤。   回来后，他对同事笑着说：“没事，没事。”却在体检时被查出尿液带有超高放射性物质。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国，两位分别二十多年的老友终于重逢。杨振宁已是诺贝尔奖得主，享誉世界；邓稼先却双鬓斑白，衣着朴素，身份仍是“科研工作者”。   杨振宁问：“听说中国发展核武器，有美国人帮忙吗？”   这个问题让邓稼先一怔。按照规定，他不能透露任何信息，但又不愿对老友说谎。他谨慎地回答：“我认为没有，我需要核实一下。”   请示周总理后，邓稼先给杨振宁写了封信：“除苏联早期提供的有限援助外，中国核武器完全是自力更生的结果。”  1985年，他被确诊直肠癌，且已转移，病床上，他依然工作。与于敏联合署名，完成了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这份文件，至今仍指导着中国的核战略。   疼痛难忍时，他让护士注射杜冷丁，稍一缓解就继续工作。医生心疼地责备，他却说：“我的时间不多了，必须把知道的东西都留下来。” 1986年6月，杨振宁专程到医院探望。看着病床上骨瘦如柴的老友，他带来了一盒巧克力。两个花甲之年的老人，像当年在芝加哥大学时那样，分享着甜蜜，谈论着物理学的最新进展，闭口不提病情。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1986年7月29日，先生走了终年62岁。临终前，他依然念叨：“不要让人家把我们落得太远...” 他的遗体检测结果显示，几乎所有器官都受到严重辐射损伤。” 在他去世前不久，国家奖励给他一万元奖金。他笑着对妻子说：“这个钱我们不能要，国家还困难。”最终只收了下证书。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在个人荣誉与国家需要的天平上，邓稼先毫不犹豫地将整个生命放上了后者。 杨振宁后来从美国归来，在国内定居，2025年10月18日，在北京去世，享年103岁。 他们两个人的选择不同，人生轨迹也不同。 但是从我个人角度，十分尊重邓稼先先生。 先生是真正的国士无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