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孝乾叛变后，吴石和朱枫等核心人员都被害了，唯独有一个重要的人跑了，他东躲西藏，最后竟然去到了北京，他就是蔡孝乾的交通员刘青石。

谁能想到，1950年那个春寒料峭的三月，台湾地下党遭遇灭顶之灾时，最先暴露的蔡孝乾，亲手把吴石、朱枫这些战友推到了枪口下，可他身边最“不起眼”的交通员刘青石，却成了那场血雨腥风中唯一的“幸存者”。

​说刘青石“不起眼”，真不是随口讲的。那时候他在组织里干的活，看着没什么惊天动地的——每天要么是揣着小纸条在街巷里绕圈子，要么是借着送杂货的由头跟接头人递消息，连跟核心成员开会都很少有机会坐下说话。蔡孝乾当初把他留在身边，大概也觉得这小伙子老实、嘴严，没太把他当成“重要角色”，可偏偏就是这份“没被看重”，成了刘青石后来活下来的第一个转机。

​蔡孝乾叛变那天，刘青石正揣着一张写满暗号的纸条，准备去跟下一个接头人碰面。刚拐过两条街，就看见前面路口围着不少军警，荷枪实弹的，看着就不对劲。他没敢往前凑，躲在街边卖甘蔗的摊子后面，远远就看见蔡孝乾被两个军警“护着”走出来，腰杆挺得笔直，完全没有一点被抓的慌张——那模样，傻子都能看出来不对劲。

​刘青石心里“咯噔”一下，第一反应不是跑，是赶紧把怀里的纸条揉成碎末，趁摊主不注意，混着甘蔗渣埋进了旁边的土沟里。他知道，这纸条上的东西要是被搜到，不光自己活不成，还得连累好几个没暴露的战友。做完这些，他没敢多待，低着头，假装买甘蔗的路人，付了钱拿着甘蔗慢慢挪，军警盘问的时候，他一口地道的闽南话，说自己是帮家里送杂货的，手里的甘蔗是给老板带的，硬是没让对方起疑心。

​那之后的日子，刘青石才算真正尝到了“东躲西藏”的滋味。不敢住客栈，怕登记信息暴露；不敢去人多的地方，怕被认出来；甚至不敢白天出门，只能趁着天黑，找废弃的破庙、没人住的柴房凑活。有一次，他在一个破庙里待了三天，只靠怀里藏的两个硬邦邦的馒头充饥，渴了就接屋檐上的雨水喝。夜里听见外面有军警巡逻的脚步声，他就屏住呼吸躲在草堆里，连动都不敢动一下，直到脚步声走远，后背的衣服都被冷汗浸湿了。

​他能活下来，除了“不起眼”，更靠的是心里的那点“死规矩”——组织教的保密守则，他从来没忘过。蔡孝乾以前跟他说过，要是出了意外，别联系任何人，找机会往大陆走。那时候去大陆哪那么容易？海上全是巡逻的军舰，港口查得比筛子还严。刘青石打听了半个多月，才找到一个愿意帮忙的老渔民，对方也是个实在人，知道他是想回大陆，没多问，只说“夜里走，你别出声，要是遇到巡逻的，就往船底躲”。

​出海那天，天特别黑，没一点星光，海浪拍着船身，晃得人头晕。刘青石躲在船底的小隔间里，听着外面渔民跟巡逻军警周旋的声音，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渔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到了”，他爬出来一看，看见岸边熟悉的旗帜，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从台湾逃出来，他整整走了三个多月。

​后来到了北京，组织上找他了解台湾地下党的情况，他把自己知道的全说了，连蔡孝乾平时的习惯、跟谁来往密切，都记得清清楚楚，没漏一点细节。有人问他，那时候怕不怕，他说“怕，怎么不怕？可一想到吴石先生、朱枫女士他们，我就不敢怕，我得活着把消息带回来，不能让他们白死”。

​现在回头看，刘青石的“幸运”，从来不是偶然。蔡孝乾的叛变，输在忘了初心，把战友的性命当成了自己保命的筹码，到最后落得千古骂名；而刘青石的幸存，赢在“不起眼”里的踏实，赢在危难时的清醒，更赢在没丢了组织教给他的“良心”。那些在台湾地下党斗争里牺牲的人，用生命守护了信仰；而刘青石活着把真相带回来，也是对他们最好的告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