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兴，女子安某在同居期间意外怀孕，男友田某拒绝结婚，也不想要孩子。两人协商后，她独自承受手术痛苦，做了引产手术。然而术后不久，感情彻底破裂，安某情绪失控报警，关系就此终结。事后她起诉田某，认为男方在交往中不采取安全措施导致怀孕并引产，要求其赔偿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等共计3.8万元。 2023年春天，北京女子安某与男子田某确立恋爱关系，不久后同居。两人感情起初稳定，但相处数月后，安某在4月发现自己意外怀孕。面对突如其来的消息，田某显得慌乱。他坦言自己不想结婚，也尚未准备承担父亲的责任。经过几番争吵和沟通，两人决定终止妊娠。 安某独自前往医院进行了引产手术。术后，她身体虚弱，情绪波动明显。几周后，两人因生活琐事再次爆发矛盾。安某情绪失控报警，警方到场调解后出具受案回执。关系彻底破裂后，她回想这段经历，认为田某在交往过程中未采取安全措施、存在过错，导致自己身体与心理均受到损害。 于是，她将田某诉至北京大兴区人民法院，要求其赔偿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等共计3.8万元。 田某在庭上辩称，自己已支付相关费用共计9000元，其中8200元通过转账，800元为现金补偿。安某对此坚决否认，称这笔钱系对方偿还的借款，与本案赔偿无关。 案件的焦点随之转向一个关键问题——恋爱关系中，因性行为导致的身体损害，是否构成侵权？ 法院首先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从表面上看，引产手术确实对安某的身体造成了损害，且医疗支出真实存在。问题在于——这种损害是否属于“他人侵害”所致？ 法院认为，安某系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自身行为具有充分判断能力。在没有强迫、欺骗等情节下，双方自愿发生性关系，安某应当能够预见未采取安全措施可能导致怀孕的后果。因此，她也应对该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同时，田某作为男性，在明知可能造成怀孕风险的情况下疏于防范、放任后果发生，亦存在一定过错。综上，法院认定双方在本次事件中各负50%的责任。 在核实相关支出后，法院认定安某的实际损失为12467元。因田某已支付8200元，遂驳回安某全部诉求。判决结果显示——情感关系并不豁免法律责任，但过错亦非一方独担。 这份判决看似冷静，却折射出现代社会情感纠纷的法律困局。越来越多的类似案件，让公众开始思考：当恋爱中的亲密行为造成身体或经济损害时，法律如何介入？ 从法律逻辑上看，恋爱关系不同于婚姻关系，它基于自愿和平等。除非一方存在胁迫、欺诈或故意隐瞒疾病等行为，否则一般不构成侵权。正如《民法典》第一百一十八条所强调的：侵权责任应建立在“过错—损害—因果关系”三要件之上。 在本案中，田某虽存在疏忽，但安某亦未履行自我保护义务。二者的行为共同导致了结果，因此法院采用按比例分担的方式进行处理，既体现了公平，也传递出“法律不介入纯粹的情感判断，只介入可量化的损害后果”的立场。 值得注意的是，安某在诉讼中还面临一个典型的“举证难”问题。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安某提交了转账记录和欠条，但这些只能证明双方存在经济往来，不能证明田某的付款性质或侵权事实。缺乏直接证据，使其主张难以被法院完全采信。 从社会角度来看，这起案件反映出年轻人恋爱观与法律意识之间的错位。许多人认为恋爱是私人领域，行为“只关情，不涉法”。然而事实证明，私生活中的每一次决定，都可能成为法律的考量对象。尤其在涉及身体损害、医疗支出时，责任边界往往模糊。 另一方面，本案的判决也提示公众，在情感破裂后，不应将情绪诉求转化为法律诉求。安某的起诉更多出于心理受伤后的补偿期待，但法律赔偿必须基于损害事实与法律责任，而非情感对错。法院最终作出的“各自承担50%责任”的判决，既是法律的理性判断，也是一种平衡的社会信号。 从法理上讲，《民法典》第一千零六十五条规定：“男女双方未登记结婚以夫妻名义同居的，不得适用关于夫妻关系的规定。”这意味着，恋爱或同居关系中产生的损害，不适用婚姻法项下的扶养、分割或补偿条款，而是适用普通侵权责任规则。这也是法院此案处理的依据之一。 因此，在恋爱关系中，一旦涉及经济支出、身体损害、隐私泄露等问题，双方应注意保留证据、明确权责。否则，一旦走到法庭，情感纠纷就会被还原为冷冰冰的证据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