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吴石案的一个细节，后背发麻。陪他一起上刑场的六个人里，居然只有一个是党员。尤其是他的两个副官，明明可以撇清关系活下来的，可他们偏不。就那么梗着脖子，陪自己的长官走完最后一程。 1949年国民党从大陆撤到台湾，那是个兵荒马乱的年头，吴石作为陆军中将，从福州调到台北，出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这职位直达决策核心，他手握从金门到舟山的海岸防御图纸，数百页的文件详列炮台位置、部队配置和补给线路，简直是国民党残部军事的蓝图。吴石早年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日本陆军大学深造，抗日战场上立下功劳，到岛上时已56岁，深得信任。表面上他参加国民党晨会，讨论战略调整，实际利用职务搜集情报，通过旧部渠道送往香港，帮助对岸修改登陆计划，避免几次失利。国民党那时忙着稳固岛屿，情报防护松散，吴石的行动暴露了上层漏洞。这段双重生活维持近一年，体现了个人在历史转折中的作用，却也埋下隐患。 吴石的情报传递严谨高效。他没正式加入组织，只在何遂影响下承诺援助。从1949年10月金门战役前，他手绘火力网草图，缩小成胶卷藏信封，交给联络人运出。次月舟山群岛战斗，又提供坐标数据，影响国民党守军安置。这些资料经渔船跨海，价值巨大，却没引起警觉。副官聂曦和王正均处理外围事务，如文件调度和行程安排，没触及核心译码。聂曦福建籍，上校军衔，早年随吴石转战；王正均出身普通，因忠诚迅速升职。他们打理公文时，只知吴石在做对国家统一有益的事。这种分工保障安全，直到1950年初链条松动。国民党保密局加派巡查，内部互信薄弱，给吴石空间。他的贡献直接削弱岛屿防御，显示出普通军官在情报战中的杠杆效应。 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保密局抓获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他供出联络记录，包括“吴次长”字样。这点引爆全案，行动队锁定吴石网络。2月底，吴石妻子王碧奎和副官聂曦落网，3月2日吴石被捕，当时他正销毁最后电码。保密局档案显示，全案逮捕11人，主要军方人员，如联勤总部中将陈宝仓和情报员朱谌之。朱谌之化名潜伏，负责岛内协调，因交通员短缺兼任吴石联络。蔡孝乾叛变扯开潜伏网，暴露400多名情报人员。国民党高层震动，蒋介石批示严办，视此为“匪谍案”典型。吴石从被捕到审讯保持沉默，只列事实，不招供副手。这种连锁反应凸显情报战的脆弱，一人倒下全盘崩塌，国民党借机清查，逮捕浪潮席卷岛内。 审讯过程持续数周，保密局地下室成焦点。吴石单独关押，面对轮番质询，只承认情报事实，不牵连他人。聂曦和王正均作为副官，本可签悔过书脱身，国民党对低层宽松，若指认吴石施压即可释放。但两人一口否认，从头到尾强调全过程知晓，一同担责。聂曦自白书留存，却未出卖长官；王正均少校，在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任职，同样闭口不提不利细节。审讯官多次暗示职位低微、无直接接触，可换宽大，两人始终拒绝。国民党档案记录，他们的坚持让调查僵局，高层升级压力。这种选择非党籍驱动，六人中仅朱谌之是正式党员，其余五人为普通军官。他们的立场源于对吴石信任和事务认可，反映乱世个体忠诚的复杂性，国民党司法严苛，忽略副官从属性质。 审判于5月展开，军法处大厅宣读罪状，依据惩治叛乱条例判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王正均、林志森六人死刑。林志森涉外围联络，王正均处理档案，两人未碰核心机密。蒋介石阅报暴怒，下死刑令，执行日期6月10日。国民党视此案为检肃典型，报纸大肆报道，震慑潜在“匪谍”。六人闻判默无一语，押解回牢保持队形。整个过程暴露国民党司法高压，宽大仅限低层，核心从严。这种判决快速，却凸显白色恐怖氛围。案子结尾草率，却留下忠诚注脚，让后人反思个人抉择重量。副官聂曦33岁，王正均26岁，他们的拒绝脱身，源于对吴石方向的认定，在是非颠倒年代尤为难得。 6月10日，吴石、朱谌之、陈宝仓、聂曦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枪决。两个月后，8月10日，王正均和林志森遭同样命运。国民党档案记录，他们到最后没低头求饶。吴石案标志国民党台湾初期情报安全失败，蔡孝乾叛变后，岛内地下网络瓦解，数百人受牵连。吴石作为“密使一号”，虽未正式入党，却以中将身份提供三年情报，影响金门、舟山战役走向。他的副官举动映照普通人高压镜像：聂曦藏匿298箱绝密档案，王正均处理公文从不懈怠。他们认准吴石路子，这种不带附加的坚守，在黑白混淆时期突出。国民党借案推行反共，逮捕延续，却暴露内部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