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随毛主席半个世纪，并不是靠个人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那么我对我的指路人当然会永存敬意！”这是中央组织部原副部长曾志被女儿问及对毛主席看法时作出的回答 （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1998年6月，曾志在北京走了，女儿陶斯亮整理她东西时，翻出了，一封遗嘱， 遗嘱里没一句私心话，全是“别麻烦人”，甚至就连自己的骨灰，他都分成2份，一份埋井冈山树下当肥料，一半埋白云山有手印的石头下，连报丧的消息都要等三个月后再发。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陶斯亮还发现了一点点钱，按照曾志的遗愿，希望将这些钱全部都给老干局帮需要的人。 谁能想到，写这遗嘱的人，当年在革命队伍里，是敢跟毛主席当面“顶牛”、解放后还敢叫毛主席“老毛”的人。 这事得从1928年井冈山说起，那年4月，曾志怀着孕跟部队上井冈山，累了就靠在丈夫蔡协民肩上歇着。 刚好毛主席来找蔡协民，一进门看见这场景，笑着打趣他好福气。 随后蔡协民赶紧介绍这是毛泽东，曾志早听过毛主席的名，仔细一看——他留着中分黑头发，人清瘦但眼睛亮，说话潇洒又亲切。 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曾志对毛主席的仰慕，慢慢变成了亲近，后来一起工作就没了拘束。 之后曾志跟着毛主席下井冈山，建赣南、闽西根据地，直接听毛主席指导。 因为熟，她说话不绕弯，意见不一样还敢争。 有次贺子珍怀孕没法跟部队走，毛主席想让曾志多照看。 可曾志误会了，以为要整天守着护理，当场急了，说自己还有好多工作。 毛主席一开始没说清，语气重点：“就是要你照顾！” 曾志也不让步：“就是不照顾！” 后来毛主席才缓下来解释，不是全天护理，就是多关心几句。 曾志这才知道错了，说她跟贺子珍本就是朋友，不用提醒也会照顾。 这事成了她这辈子唯一一次跟毛主席“发火”，后来每次想起来都内疚，之后也真的尽心照顾贺子珍到生产。 解放后，曾志跟毛主席还像兄妹，她也是唯一敢叫“老毛”的人。 电视剧《延安颂》里就有这桥段：她见了毛主席，跑过去拍他后背喊“老毛”，毛主席回头又惊又喜，赶紧问她生活。 那时候曾志大多在广州工作，去北京就找毛主席聊天，1959年庐山会议，还是她促成了毛主席和贺子珍最后一次见面。 在她心里，毛主席就是革命路上的引路人，也是能说心里话的哥哥。 可对自己的孩子，曾志却格外“狠心”。 1928年她生了第一个孩子，那会儿敌人围剿，只能托付给副排长。 解放后找到孩子石来发，才知道他8岁养父母就没了，靠乞讨过活，后来分了地当农民。 曾志想让他在广州工作学文化，可石来发不肯，说有地种就知足，还得回去照顾养外婆。 曾志虽然舍不得，还是支持了——她觉得儿子能自食其力、懂报恩，特别光荣。之后石来发回井冈山种田，曾志常寄省下来的工资帮衬，石来发也从不说妈妈的身份，还教孩子日子要靠自己挣。 1969年，曾志被派到广东北部山区工作，环境苦，她天天跟乡亲们一起劳动，没抱怨过。 可广东潮湿，她年纪大了适应不了，给周总理和邓大姐写信，后来调到陕西临潼干休所。 在那儿见了不少老战友，心情好了，还在住处前后种树养花。但因为工资、医疗关系都在别处，她想回北京，就给毛主席写了信。 那时候是特殊时期，她没抱希望，没想到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找她，说毛主席批了，让她选：留西安就安排工作，想回北京也可以。 曾志选了回北京，到了才知道自己已离休，组织分的房子在整修，她就住万寿路招待所，见了叶飞、江华这些老战友，大家一起等局势好起来。 1976年是最难熬的一年，1月周总理去世，曾志当场哭了，觉得国家少了好领袖；没隔多久朱老总也走了，她哽咽着说“这日子多灾多难”；最后毛主席也离开了，她跟全国人一样悲痛，去给毛主席遗体做了最后告别。 离休后曾志日子过得俭朴，组织给她分了离天安门近的四合院，她主动交回去，搬去郊区单元楼。 家里沙发巾洗得褪色还破了洞，她不肯扔；墙上挂着陶铸的油画像，餐桌铺着发黄的塑料台布。 每天早上她提布袋子去买菜，来回几小时也不觉得累，说能锻炼身体。 平时很少吃肉，只有客人来才买。她不喜欢麻烦人，晚年基本不出门，还把孙子孙女接到北京供他们上学。 她最后一个生日，把三个子女叫到身边，跟两个儿子说，当年为了革命丢下他们，希望他们理解，以后好好过日子。 她去世后，虽然没通知人，还是有三百多人自发来送。家人按遗嘱办了后事，没搞任何仪式。 曾志没给家人留值钱东西，可她的精神、不搞特殊的家风，比啥都金贵。 她是革命战士，也是母亲，心里总装着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