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被判10年的地下党员戴中溶在牢里醒来，睁眼一看，整个监狱空荡荡的，一个看守都没见着，他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自由了，自己都觉得不敢信。 （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戴中溶生于上海嘉定一个普通家庭，凭借勤奋好学考入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 在校期间，他深受张廷金教授影响，立志以通讯技术报效国家。 他与同窗顾德欢结下深厚友谊，这位后来成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同学，时常与他探讨革命理想，还在他心中播下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种子。 1934年毕业后，戴中溶被推荐至胡宗南部队负责无线电通讯建设。 胡宗南对他十分赏识，不仅让他组建全军通讯网络，还破例允许他自由进出译电室查阅机密电报。 虽然待遇优厚，但戴中溶对军中腐败现象日益反感。 1937年淞沪会战后，他本已离职回乡，却在胡宗南的恳请下重返西北，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38年底，戴中溶的妹妹黄葳来到甘肃探望他。 此时黄葳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怀着满腔革命热情。 在数个深夜的长谈中，她向兄长讲述了延安的见闻和共产主义理想，并最终说服他为革命事业效力。 戴中溶经过慎重考虑后，向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表达了前往延安的意愿。 但组织经过研究，认为他现任的职务过于重要，要求他继续留在胡宗南部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从此，戴中溶开始了双重身份的生活。 表面上，他是胡宗南机要室副主任，负责无线电通讯工作；暗地里，他成为中共地下情报人员。 由于职务便利，他能够直接接触到胡宗南部的作战计划、部队调动等核心机密，而无需采取任何窃取手段。 他通过西安一家书店的老板与组织保持单线联系，后来又有一名叫王金平的副官专门负责传递情报。 戴中溶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纪律，从不留下任何书面记录，所有需要记忆的信息都牢牢刻在脑海中。 1947年2月，胡宗南准备大举进攻延安。 戴中溶获取这一重要情报后及时送出，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关键依据。 他后来回忆，这是自己做过的最重要的情报工作之一，还曾获得中央的嘉奖。 同年9月，北平中共地下电台被军统侦破，报务员李政宣被捕后叛变，导致整个北方情报系统遭受严重破坏。 王石坚情报系统被摧毁，44名地下工作人员被捕，123人受到牵连。 戴中溶虽然与王石坚系统没有直接联系，但仍受到怀疑。胡宗南亲自派飞机将他从甘肃接回西安，随后转送南京受审。 在审讯中，军统方面指出他与在延安的妹妹有联系，但戴中溶坦然承认这一点，同时强调自己不过问政治。 由于胡宗南的维护和缺乏直接证据，最终他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成为全案中刑期最轻的犯人。 在南京和杭州监狱关押期间，戴中溶目睹了许多同志被枪决。 他后来回忆，每天清晨都能听到行刑的枪声，政治犯被一批批带走处决，甚至连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也不能幸免。 到最后，监狱里只剩下十名与电台案有关的军人犯，由九名看守看管。 1949年5月初，随着解放军的逼近，监狱看守逐渐松懈。 5月1日早晨，看守送来早饭后竟然没有锁门，之后更是不知所踪。 戴中溶和狱友们大胆推开监狱大门，发现杭州已经解放，解放军部队正在城内巡逻。他们获得自由后，暂时留在监狱等待接管人员。 几天后，地下党组织终于找到他们，解释说因为接管工作繁忙而未能及时前来。 戴中溶出狱后不久，在《解放日报》上看到老友顾德欢担任杭州市军管会成员的消息。 他立即写信联系，第二天顾德欢就派警卫员来接他。 两位老同学重逢时激动不已，相拥而泣。 随后戴中溶返回嘉定老家，但平静生活没过多久，就收到当年地下工作负责人罗青长的来信，邀请他到北京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在北京，戴中溶被委以重任，负责为开国大典设计电控升旗装置。 当时北京找不到合适的旗杆，他带领团队跑遍全城，最后在一家自来水厂找到四根不同直径的水管，通过焊接方式制成一根高达22.5米的旗杆。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按下电钮，五星红旗伴随国歌冉冉升起时，戴中溶站在广场一角，热泪盈眶。 此后，戴中溶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通讯设备改造工作，将缴获的日本和美国电台修复改装，供志愿军使用。 1955年，他被授予中校军衔。 1958年调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新技术室副主任，参与制定新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十二年规划。 1972年，已经63岁的戴中溶主持长波授时系统建设，这是一个技术难度极高的工程，旨在将中国的授时精度从毫秒级提升到微秒级。 经过十多年努力，1983年长波授时台建成，次年国庆游行时，该项目作为重大科技成果展示给全国人民。 1988年，长波授时系统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戴中溶的名字位列获奖者第二，但他始终保持低调，从不居功。 2007年5月11日，戴中溶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