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报·豫视频记者李红勋通讯员康志豪郭明远梁国强
曹子俊（1921-1979），河南省宝丰县肖旗乡史渡洼村人。1945年3月，他在禹县鸿畅村加入中国共产党；4月，被任命为宝丰县抗日独立团团长兼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成功发动国民党郏县中队起义，率部攻打安良镇，俘虏日伪军300余人；7月，遵照四支队“扩大豫西抗日根据地”的部署，返回宝丰开展抗日活动；抗战胜利后，又按四支队首长指示，将宝丰县独立团疏散隐蔽，转入地下斗争。尽管一生曲折坎坷，但曹子俊在禹县、郏县、宝丰县人民抗日斗争中，为党和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2025年9月24日，怀着对英雄的敬仰，记者在肖旗乡政府工作人员任珂玉、史渡洼村老支部书记何建成的陪同下走进史渡洼村，采访了曹子俊之子——78岁的曹须保，以及该村94岁高龄的陈留柱，并查阅《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宝丰县历史》第一编（1921-1949）。在口述回忆与历史记载的交织中，重温了曹子俊的传奇人生。
热血青年寻找光明
“曹家三兄弟都是读书人，老大曹清直，老二曹子俊（又名清泉、高照），老三曹清海。因为兄弟三人个头高、相貌俊，又聪明好学、善良正直、乐于助人，还都参加过抗日，村里人都叫他们‘曹三高’，称他们是‘抗日英雄’。”94岁的陈留柱向记者回忆道。
1928年，7岁的曹子俊入私塾读书；1930年，转入新宝镇（今高皇庙）小学；1934年小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鲁山县县立师范学校，同期，其兄曹清直考入黄埔军校西安七分校。
曹子俊求学期间，恰逢“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日宣传热潮，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受此影响，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暗下决心投身抗日救国事业。1937年师范毕业后，他只身前往镇平县，考入国民党当局创办的豫鲁军政训练班；训练3个月后，随部队赴山东、豫北参与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春，因国民党当局停止接济、经费断绝，军政训练班人员分散至豫北充实区乡政权，曹子俊无奈返乡，以教书为业。巧合的是，其兄曹清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洛阳管理监狱，因试图营救（私放）地下党员郭民铎（曾任国民党专员）、郏县进步军人张全振未果，也被迫返乡从教。
教书期间，兄弟二人并未停下抗日的脚步，反而在学校积极开展抗日宣传。1939年，曹子俊前往河南省会开封报考县长，未能考取；1940年，参加宝丰县当局组织的各校教员干训班，受训两个月后，按要求集体加入国民党；1943年5月，经进步人士、国民党宝丰县参议长李乐水推荐，任新宝镇副镇长。
1944年4月18日，日本侵略军发动河南战役（又称中原战役），约20万日军从豫北、豫南、晋南向豫西、豫中大举进攻，仅37天，河南就沦陷了郑州、洛阳、许昌等38座城市。同年5月6日，宝丰县城被攻占，家乡沦陷。目睹日寇烧杀抢掠、百姓流离失所、山河破碎的惨状，曹子俊再也无法安坐讲台——他与哥哥曹清直、弟弟曹清海商议后，毅然辞去工作，决心寻找一条真正能抗日救国的道路。
投身革命建立功勋
1944年底，曹子俊听闻登封县、禹县一带有八路军抗日部队活动，便与两位兄弟告别母亲和妻子，背上行囊北上，一路寻找八路军。他们跨过北汝河，途经汝州市、登封县，最终抵达禹县鸿畅村（后改为鸿畅镇）。
彼时，禹县城已于1944年5月3日沦陷，鸿畅村被日伪军占据。为隐蔽身份、维持生计，曹子俊三兄弟在鸿畅村南大街开了一家小酒店，一边经营，一边暗中打听八路军的消息。一个偶然的机会，曹子俊结识了当地“新华印染社”的爱国青年傅武兴、杨中伦等人——几人常聚在一起交流思想、议论国事，对国民党“欺压民众、消极抗日”的做法愤愤不平，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事实上，“新华印染社”并非普通商铺，而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河南人民抗日军第四支队（以下简称“四支队”）敌后特务游击大队长兼政委武杰建立的地下组织，对外以“印染铺”为掩护，后更名为“青年抗日文艺工作团”。在傅武兴等人的引荐下，曹氏三兄弟也加入了这个文艺团，正式踏上革命道路。
1945年初，四支队在司令员兼政委张才千的率领下，挺进禹县西部山区，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并成功解放禹县西部重镇神垕镇。同年3月，武杰到鸿畅村开展抗日宣传，傅武兴向其引荐曹氏兄弟。经过深入交谈，武杰邀请曹氏兄弟协助八路军工作，三人欣然应允。自此，他们的小酒店成为四支队武杰等人的重要联络点。因曹子俊思想进步、工作积极，经当地党组织成员王星辰、王明星介绍，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来“寻找革命、投身革命”的夙愿。
解放鸿畅收复安良
入党后的曹子俊干劲更足，在党的领导下，他与兄弟、团员们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短短时间内，就组建起百余人的民兵队伍，骨干力量从最初的12人发展到30多人。
鸿畅村是神垕镇通往禹县城的“东大门”，地理位置关键，当时由日伪自卫大队驻守。神垕镇解放后，四支队决定解放鸿畅村，计划由四支队派部队主攻，曹子俊、傅武兴带领地方武装配合。不料，四支队部队尚未抵达，日伪军便闻风而逃，鸿畅村顺利解放。
1945年4月初，武杰带领曹氏兄弟前往四支队司令部驻地——禹县赵沟村，拜见司令员兼政委张才千。曹子俊的机警勇敢、有胆有识，深得张才千及副司令员杨秀昆的赏识。不久后，张才千、杨秀昆联名签发委任令：任命曹子俊为宝丰县抗日独立团团长兼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曹清海、曹清直分别为四支队司令部宣传员、侦察员；其中，曹清海随武杰负责通讯联络，曹子俊与曹清直则前往郏县牛村开展抗日工作，他们的小酒店也随之关闭。
彼时的郏县已在1944年5月3日沦陷，牛村是国民党顽固派郏县县长刘子振的地盘——刘子振盘踞郏县安良一带，名义上是“国民党县政府”，实则与日军勾结，沦为“维持会”。得知郏北、神垕的部分村庄被八路军解放，刘子振慌了手脚，随即组织五六百人的武装队伍，妄图阻止八路军南下。
当时，刘子振的一个中队驻守牛村，中队长张全振是安良镇北张店人，曾在国民党军队任团长，在郏北地区颇有威望。1944年5月1日许昌沦陷时，张全振带兵与日军作战，部队被冲散后，无奈带着200余人、百余支枪返乡，暂时投靠刘子振。
四支队司令员张才千在分析郏北斗争形势时曾指出：“若能争取张全振反正，我们就能在郏北站稳脚跟。”为执行这一指示，武杰派曹子俊、曹清直前往牛村做张全振的说服工作——恰好曹清直曾在洛阳监狱营救过张全振，三人见面后，曹子俊兄弟说明来意，张全振本就看不惯刘子振“勾结日军、欺压百姓”的倒行逆施，当即决定弃暗投明、举旗抗日。随后，曹清直将张全振引荐给武杰，经四支队批准，张全振被任命为郏县抗日独立大队大队长。
张全振反正的消息传到刘子振耳中，他又气又恨，随即以“通共”罪名悬赏缉拿张全振，还对日伪大队长赵天祥许诺：“你若能把张全振拉回来，就让你当副团长；若能暗杀他，赏烟土五百两。”同时放话：“捉住曹子俊兄弟，就地正法。”
1945年5月，为扫除抗日根据地的障碍，四支队决定攻打郏县安良镇，由武杰任总指挥，曹子俊任副总指挥，郏县抗日独立大队配合行动。一天夜里，四支队部队布防于安良镇西、北两面，独立大队组织百余人的突击队埋伏在镇东南隅，约定以枪声为号发起攻击。由于指挥得当、战士们英勇作战，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安良镇日伪据点被成功拔除，共俘虏日伪军300余人，刘子振带着残部仓皇南逃，八路军则无一伤亡。
同年夏，不甘心失败的刘子振又纠集郏县、襄城、宝丰三县的自卫汉奸队3000余人，在日军的配合下，对八路军根据地实施分割包围，妄图一举摧毁根据地、歼灭独立大队。当时的牛村寨墙高大、壕沟幽深，仅有一道北门可通行。曹子俊、张全振、曹清直紧急商议，决定从北寨门突围，再由东向西阻击敌人北进，保卫根据地。在三人的率领下，独立大队战士们奋勇拼杀，仅一个多小时就冲出重围，随后迅速占领歇立沟东边的有利地形，协助四支队击退进犯神垕镇的敌人。这场保卫战历时三昼夜，最终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守住了抗日根据地。
在禹县南部、郏县北部的斗争岁月里，曹子俊指挥地方武装配合四支队作战数十次，其中较大的战斗有三次，为开辟禹县、郏县抗日根据地作出了积极贡献。
隐蔽身份继续斗争
1945年7月初，为扩大豫西抗日根据地、开展宝丰县的抗日斗争，四支队决定派曹子俊返回故乡宝丰工作。出发前，张才千司令员特意叮嘱：“回去后，要靠党的政策发动、组织群众，建立武装；宝丰一向匪患严重，统战工作更要重视——对土匪，一是争取他们反正、共同抗日，二是争取他们中立、不与我军为敌。”同时特别强调：“在敌占区，要灵活处置，只要对工作有利，也可加入敌伪组织、担任职务。”曹子俊牢记指示，独自返回宝丰，而哥哥曹清直则留在四支队司令部继续担任侦察员，后来不幸牺牲。
为协助曹子俊开展工作，武杰派傅武兴前往宝丰，曹子俊利用关系将傅武兴安排到新宝镇小学，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回到家乡后，曹子俊充分利用自己的声望及亲朋关系，一边与地方实力派袁福营（袁庄人）、任建林（赵官营人）、冯胜五（官衙人）暗中联络，加强统战；一边与开明绅士王廷范（高皇庙人）、王云治（史渡洼人，时任“两面保长”）建立密切联系，先后筹建了史渡洼、高皇庙、磁叭岭三个工作点。通过骨干分子的宣传动员，当地进步青年纷纷响应，很快，磁叭岭附近村庄就有50多名青壮年加入独立团第一营，高皇庙、大王庄也开始筹备组建第二营（后因形势变化未能成型），郏县抗日独立大队则被编为第三营。在此基础上，曹子俊任命王廷范、王相文为独立团第一、第二副团长，王云治为参谋长，宝丰县抗日武装力量初步形成。
1945年8月，抗战胜利的消息传来，但和平并未如期而至——国民党反动派迅速将斗争矛头指向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地方革命武装。当时，国民党宝丰县流亡政府率先进驻县城，组织武装力量，随时准备镇压革命力量。同年10月，四支队奉命南下，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作战。临行前，武杰受张才千司令员委托，向曹子俊传达指示：“做好隐蔽，保存实力，掩护抗日家属，待机开展斗争。”遵照指示，曹子俊对独立团成员进行疏散隐蔽，自己则转入地下工作，应对即将到来的白色恐怖。
1945年11月的一天，曹子俊与磁叭岭村进步教师李振甲前往肖旗乡潘庄村，到医生王传中家开展动员工作。不料消息泄露，宝丰县伪中队迅速包围了潘庄村。危急时刻，曹子俊、李振甲凭借对地形的熟悉，与敌人展开智斗和枪战，最终在王相文、曹清海的接应下成功脱险。但反动当局并未罢休，随后又派一个中队前往查抄曹子俊的家，因找不到曹子俊，便抓走了他的妻子，对其严刑拷打；独立团副团长王相文的家也先后两次被查抄。
1946年10月，为扭转被动局面、更好地开展地下工作，曹子俊不惜用重金贿赂时任宝丰县县长李天平，并通过县参议长李乐水疏通关系，再次出任新宝镇副镇长。凭借这一公开身份，他多次成功掩护革命同志——一次，在新宝镇小学工作的地下党员傅武兴被县当局发现，即将被抓捕，李振甲得知后迅速写纸条通知傅武兴，在李振甲、曹子俊的掩护下，傅武兴顺利离开宝丰，脱离危险。
当时，宝丰县政界派系斗争激烈，国民党顽固派对曹子俊始终心存猜忌，却因拿不到“通共”的实据，便在1947年春通过选举的卑劣手段，撤销了他的副镇长职务。不久后，曹子俊又听闻地下党员傅清林被捕，关押在宝丰县城监狱，且面临被杀害的危险。他立即行动，一边派人前往监狱探望、传递消息，一边多方疏通关系，最终成功营救傅清林，使其免于遇难。
寻找部队落户长沙
1947年11月初，宝丰县城解放，曹子俊欣喜若狂，立即派弟弟曹清海进城寻找部队联系，无奈部队并未停留，寻找无果。随后，兄弟二人又前往豫南寻找张才千、武杰，仍未找到，只好返回宝丰。但曹子俊并未放弃，他独自一人辗转许昌、漯河、汉口、长沙、广西桂林等四省七市，四处寻找昔日的部队和战友，却始终没有音讯。
1949年11月，身心疲惫的曹子俊在长沙停下脚步，向当地人民政府登记了自己的身份和经历，随后被长沙市政府安排工作。在工作中，他始终认真负责、业绩突出，曾多次被评为市、区先进工作者。
然而，命运的考验并未结束。1959年肃反审干期间，曹子俊被错划为“历史反革命分子”，遭到开除留用的处分，一家人的生活陷入困境。但即便如此，他对党的信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从未动摇。1978年，曹子俊患病垂危之际，仍对妻子叮嘱：“你要相信党，相信党的政策……我死后，你要把孩子们养大成人，教育他们跟共产党走，干社会主义……”1979年1月22日，曹子俊因病逝世，带着未竟的心愿离开了人世。
所幸，历史终不会辜负忠良。在曾与曹子俊并肩作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军务部副部长武杰的帮助下，中共长沙市委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于1987年7月6日发文，为曹子俊彻底平反，恢复其政治名誉，并按政策对其家属、子女予以抚恤和工作安排。2023年，曹子俊与牛子龙等十人被平顶山市老促会评为“平顶山市革命老区英烈人物”，他的事迹终于被更多人知晓、铭记。
据了解，新中国成立后，曹子俊的弟弟曹清海被安排到史渡洼小学任教，2003年去世，一生平凡而坚守。
“感谢党和政府，不仅给我安排了工作，还把我父亲的故居保护了起来。现在我退休了，每月有3000块钱退休金，很知足。”谈起现在的生活，曹子俊之子曹须保动情地对记者说，“我们要记住历史，更希望国家越来越好、人民越来越幸福——这也是我父亲一辈子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