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诺奖得主杨振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当着上千人的面，怒批被中国奉为圭臬的《易经》：“根本毫无逻辑，就是那个狗屁不通的东西，阻碍了科学的发展，拖了中国科研的后腿！”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2004年，82岁的杨振宁站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讲台上，面对台下上千名听众，说出了一番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话，这位拿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泰斗，用“狗屁不通”四个字形容《易经》，还直言这本被中国人奉为智慧宝典的古书，正是拖累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罪魁祸首。   当时会场一片静默，很多人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毕竟在大多数中国人心里，《易经》代表的是老祖宗留下的文化瑰宝，怎么突然就成了科学发展的绊脚石？但杨振宁显然不是情绪化发言，他的批评有着清晰的逻辑链条。   杨振宁这辈子做的事情，就是用最严密的数学公式和实验数据去解释宇宙运行的规律，1956年那个改变他命运的夜晚，他和李政道推翻了物理学界信奉多年的宇称守恒定律，靠的就是一步步的逻辑推演和反复验证。   在他看来，科学必须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第一是能够被证明或证伪的逻辑体系，第二是可以重复进行的实验验证，可《易经》呢？杨振宁认为这本书的思维方式恰恰缺少这两样东西。   它用阴阳八卦去类比天地万物，看起来包罗万象，实际上全是模糊概念，你说“潜龙勿用”，那到底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不该用？没有标准，全凭个人理解，这种归纳式的思维习惯，让古人满足于从现象中总结规律，却没有形成一套能够层层递进的演绎推理系统。   这个观点听起来刺耳，但如果你了解中国近代科学史，就会发现杨振宁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明清时期，当欧洲人已经用数学语言描述自然规律，建立起牛顿力学、解析几何这些严密的理论体系时，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在钻研八股文和阴阳五行。   徐光启费尽心力把《几何原本》翻译过来，结果在当时的学术圈里根本掀不起什么浪花，不过有意思的是，就在杨振宁这番言论传开后不久，大洋彼岸的剑桥大学开了一场东方哲学研讨会。   英国的科学史学者约翰·霍普金斯手里拿着莱布尼茨的书信原件，讲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1701年，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正在为二进制的理论框架发愁，北京的传教士白晋给他寄来两张《易经》卦象图。   莱布尼茨看完之后震惊了，因为六十四卦的排列组合，完美对应了二进制从0到63的所有数字，他后来专门写文章说，《易经》不只是占卜工具，更是一部超越时代的数学著作。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1966年的事，当科学家们破译出DNA的64个遗传密码子，有人突然发现这些密码子居然能和《易经》的六十四卦一一对应，这个巧合也好，暗合也罢，至少说明《易经》里确实藏着某种对世界运行规律的深层认知。   所以问题来了，杨振宁和西方学者到底谁说得对？其实他们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杨振宁盯着的是中国为什么没能在近代科学革命中占据一席之地，他从方法论层面找原因，发现《易经》式的思维确实缺乏现代科学需要的精确性和可操作性。   而西方学者欣赏的是《易经》提供的另一种看世界的角度，这种整体性的、动态平衡的思维方式，对于理解量子力学的互补原理、生态系统的复杂关联，甚至对现代管理学都有启发。   说到底，《易经》从来就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它是古人认识世界的一套哲学框架，你不能指望用它去推导物理公式或者预测化学反应，但它确实能让你在面对复杂局面时多一个思考维度。   曾国藩当年带兵打仗，每天翻《易经》不是为了占卜吉凶，而是从那些卦辞里琢磨进退之道，鲁迅也说过，想真正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绕不开这本书。   现在回头看杨振宁那场演讲，他的批评对于警醒国人不要盲目迷信传统、忽视科学方法，确实有必要，但同时我们也该明白，文化传承和科学发展本来就是两条轨道。   《易经》的价值不在于能不能指导科研，而在于它帮助我们的祖先建立起一套关于变化、平衡、应对的智慧系统，这套系统也许不够精确，但在处理人际关系、把握做事分寸、理解事物发展趋势上，直到今天依然有用。   真正的问题不是《易经》好还是不好，而是我们能不能既保持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尊重，又拥抱现代科学的严谨精神，毕竟这个世界需要的不是非黑即白的判断，而是在不同思维方式之间找到平衡点。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说出您的想法！   信源：《易经》到底是“狗屁不通”还是“智慧结晶”？中西学者为何评价南辕北辙？——中国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