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驻尼泊尔外交官朱敏才退休后，瞒着子女，带着妻子连夜离家，从此杳无音讯，直到十年后，一位老人被送往医院，这才得知，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 2023 年贵州尖山村小学的课堂上，79 岁的孙丽娜握着录音笔，按下播放键。里面是她提前录好的英语单词发音，伴着轻微的电流声，回荡在教室里。 她的左眼视力已模糊到看不清课本，就把教学内容录进笔里，反复听着调整语速；手指因常年握粉笔变得粗糙，却仍能熟练地在黑板上写出歪歪扭扭却清晰的字母。 讲台上，朱敏才生前用过的教学笔记摊开着，扉页上 “让每个孩子看见山外的世界” 的字迹，被她摸得发亮。 没人能想到，这位扎根大山 17 年的老人，曾是北京重点中学的英语教师，而她和丈夫朱敏才，曾为了支教，瞒着子女 “消失” 十年。 2007 年的一个深夜，尖山村小学的小屋亮起油灯。朱敏才趴在木箱上，给远在尼泊尔的旧同事写信。 信纸皱巴巴的，上面写满了对山区教育的迫切需求：“孩子们没有课本，没有文具，连像样的课桌都没有……” 作为前驻尼泊尔外交官，他动用自己的人脉，向海外华人社团、国际公益组织求助。 三个月后，第一批捐赠物资送到村里，装满了课本、文具和体育器材的箱子，堆了满满一操场。 孩子们围着箱子欢呼时，朱敏才悄悄抹了把眼泪，孙丽娜握着他的手说：“你看，咱们的坚持没白费。” 那时的他们，住的小屋漏雨，夜里要把盆放在床头接水，却靠着这份 “人脉”，陆续为学校争取到近 20 万元的捐赠，修缮了校舍，添置了新课桌。 2012 年的暑假，尖山村的土路上来了个特殊的访客 —— 考上县里重点中学的王建军，背着一筐自家种的橘子，特意来看朱敏才和孙丽娜。 这个曾经连英语字母都认不全的孩子，如今能流利地背诵课文。“朱老师，孙老师，要不是你们，我早就辍学打工了。” 王建军说着，把橘子往他们手里塞。 朱敏才摸着他的头，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旧词典：“到了县里要好好学，这词典给你用。” 那天，夫妻俩留王建军吃饭，炒了一盘鸡蛋，这在当时的他们家，已是难得的 “硬菜”。 后来，王建军考上大学，每次放假都会回村，帮着给学弟学妹补课，他说：“我要像朱老师和孙老师一样，把知识传下去。” 2015 年，朱敏才康复后，没回北京，而是和孙丽娜一起回到尖山村。那时孙丽娜的右眼已完全失明，左眼视力也只剩 0.1，却琢磨出了 “录音备课法”。 每天晚上，她对着录音笔念课文、讲语法，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上课前，再让学生帮她把重点写在黑板上。 有次讲英语作文，她让学生把作文念给她听，逐字逐句批改，直到深夜。朱敏才看她辛苦，劝她休息，她却说：“孩子们等着上课呢，我歇不得。” 那段日子，朱敏才除了上课，还主动承担起照顾孙丽娜的责任，帮她梳头、洗衣服，牵着她的手在校园里散步，夕阳下的两个身影，成了校园里最温暖的风景。 2022 年朱敏才离世后，孙丽娜收到了很多学生的来信。有在城里工作的，说 “是您让我知道大山外有更大的世界”； 有当老师的，说 “我现在也在支教，像您一样坚守讲台”。她把这些信整理好，放在朱敏才的教学笔记里，每次想念丈夫，就拿出来读。 有人劝她回北京养老，她却摇头：“老朱在这里，孩子们也在这里，我哪儿也不去。” 如今，她依然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摸着去教室开门； 晚上，在灯下听着录音笔备课，累了就翻看教学笔记，仿佛朱敏才还在身边，和她一起讨论教学方案。 现在的尖山村小学，有了新的教学楼，配备了电脑和多媒体设备，可孙丽娜还是喜欢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喜欢用方言和孩子们交流。 她的视力越来越差，却能准确叫出每个孩子的名字，记住他们的学习情况。有人问她 “后悔来大山吗”，她笑着说：“不后悔，这里有老朱的念想，有孩子们的笑声，这就是我的家。” 朱敏才和孙丽娜的十年 “消失”，不是逃离，而是奔赴 —— 奔赴一场与大山、与孩子的约定，而这份约定，如今仍在孙丽娜的讲台上，在孩子们的读书声里，继续延续着温暖与力量。